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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 袁伟时 ·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全部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所谓这个运动摧毁了中国文化和造成中国文化断裂等种种流言蜚语，是少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情绪宣泄。 ·设国学院不是坏事；也不必担心偌大的中国一年才几十个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过，看了上述材料，人们应该信服：惠及莘莘学子的更好措施是加强中学语文教育。 ·在现代化的国家中，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如何选取学科生长点、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都是学者应有的自由，也是教授、研究员应有的能力。行政干预，有害无益。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大权在握的学术官员应该以史为鉴。 中国人民大学打算成立国学院，从下学期起招收本科“国学班”。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中， 这算不上什么大事。孤陋寡闻如笔者，也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武汉大学萧疌（应加草头）夫教授先后在各自的学校中进行过类似的试验。他们都是研究“国学”卓有成就的学者，力避喧嚣，静悄悄试验，外界知道的不多。时至21世纪，环境丕变，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亲自出马为校内一个新设研究院造势，多次发表文章（见《南方周末》5月26日、《光明日报》6月7日），一再接受记者访谈（见6月1日《新京报》、6月8日《南方都市报》），先声夺人（以下引用这四篇文章和访谈，不再注明出处）；市场经济改变了学校运作方式，于兹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倒是纪校长在文章和访谈中为鼓吹“振兴国学”，提出一系列颇为别致的论点。尽管其中大都是流行多年的说法，但斯时斯地集中推出，不失为当前某种思潮的代表；而其中不少评论与历史事实及众多学者接受的学理出入较大，作为研究近代中国的书生，有责任贡献刍言。纪校长的研究领域是商业经济，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不察，并不奇怪。笔者的献言如有可取之处，那是关注领域不同所致；不妥之处则请不吝指教。 （一）史实错误之一：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国学”。 高喊“重振国学”，自然有个前提：“国学”式微了。这倒符合实际；问题是原因何在？纪校长断言：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罪过。这不是纪校长发明的，海内外早就有人持这样的论调。令人惋惜的是纪校长人云亦云，未经考量，轻信他人的论断。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蜕变中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有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其成败是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没有发端于鸦片战争前后的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可能至今还是俯伏在专制君主脚下山呼万岁的臣民。 就以中国文化来说吧。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难？让我们看看事实：据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和北京市历史学会合编的《中国文化史书、文目录汇编稿》（打印本，1984年10月）提供的资料，从20世纪初至1983年，中国大陆和港台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和有关的书籍就有1200种。其中20世纪初出版的寥寥无几，绝大部分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出版的；而1949年以后的则大都是港台出版的。 众所周知，除了寥若晨星的西方在华传教士和外国汉学家的文章和著作外，19世纪中国几乎是儒家经学的一统天下，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研究。由此可见，是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纪元。 纪校长显然不认同这样的事实。为了支撑他的论断，他作了这样的论证：“如陈独秀曾称，‘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20页）。吴稚晖对中国社会所长期尊奉的孔子等先秦诸贤，极尽奚落、挖苦、咒骂之能事，将其称为‘周秦间几个死鬼’，断言‘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吴稚晖学术论著》，第124页）。”如此等等。 没有系统全面研究过新文化运动的人们，有此疑虑并不奇怪。鄙意以为弄清几个基本情况，疑虑不难迎刃而解。 1．新文化运动是民间知识分子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基本形式是自由讨论，任何人的意见都没有什么强制力，人人自由选择，即使有极端主张，也是说说而已。例如。吴稚辉曾高喊要把线装书丢到茅厕中去，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那样干。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这样的自由表达的环境中成长，有利于多数人逐步树立理性的态度。 2．新文化运动提倡人权与科学，1919年开始改为民主与科学，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胡适嫌这个口号笼统，进一步概括为：以“评判的态度”，“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这是非常全面和稳健的主张，而实践结果则成绩斐然。 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中，陈独秀有往极端摇摆的弱点，但对其思想观点也要全面分析。他坚决反对的是三纲对现代公民权利的侵害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思想文化。对儒学和儒家，他虽然说过一些过激的话，但也一再申明：“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至于其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更是赞不绝口：“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奈均为孔孟所不容何？”（《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版第222、215页） 至于吴稚辉是国民党元老，以提倡无政府主义著称于世，他的极端思想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一样，没有多少市场。 3．文化更新的正常规律是：自由讨论，自由探索，自由采纳，自然更替，生者该生，死者该死。所谓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自然淡出，成为少数学者研究的对象。只有专制暴力，或暴民专制，才会焚书坑儒，摧毁文化；而新文化运动时期，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关于新文化运动，当时的中央政府做过的唯一决定，是接受全国教育会议的建议，从1920年开始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现在看来这个决定仍然是正确的。 4．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保存和发展中国优秀文化的正确道路；而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北大为代表建立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大学制度，影响遍及全国，更成为学术繁荣的制度基础。所谓造成文化断裂不过是想当然的推论。 从民国初年至1928年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以前，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学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全部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所谓这个运动摧毁了中国文化和造成中国文化断裂等种种流言蜚语，是少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情绪宣泄；蒋介石、国民党更别有用心渲染这些言论为其文化专制服务。 只要敢于面对事实就会承认，中国文化的厄运源于国民党在上一世纪20年代开始推行的“党化教育”、“党化学术”，以及后来在文化革命中登峰造极的“兴无灭资”、“全面专政”；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 （二）史实错误之二：所谓二三十年代“国学热”。 纪校长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掀起过国学热，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创办《国学季刊》、《国粹学报》等刊物，为振兴国学而全力以赴、摇旗呐喊，”“可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曲高和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学被边缘化的颓势。当年梁启超谋划开办《国学报》的不了了之，马一浮惨淡经营复性书院的难以为继，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纪校长这些论断，就史实而言全都错了！ 1．《国粹学报》1905年2月创刊于上海，1911年就停刊了；与所谓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热不搭界。 2．《国学季刊》虽然是1923年创刊的，但其编辑委员会主任是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在《发刊宣言》中痛斥“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的谰言，是“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并提出如何研究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意见特别提醒“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办这份刊物正是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怀疑：以《国学季刊》为例，冀图证明新文化运动摧毁国学的先生，是不是也有点孤陋寡闻，连《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都没有读过？ 3．梁启超确曾在20世纪初打算办《国学报》，那时他正忙于推进启蒙运动，其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系统地批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先河，五四新文化运动则继承和发扬了戊戌启蒙运动的这些成果。这份报刊即使办成了，恐怕也不是提倡“振兴国学”的先生们心目中的典范。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办了《庸言》双周刊，致力于抽象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倒符合“振兴国学”论的期盼。不过，那是为他与袁世凯合作搞开明专制服务的。 4．马一浮1939年创办复性书院。书院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开始讲学，到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５日停止讲学，前后共一年零八个月。之后，书院就专事刻书。1949年以后书院停办，原因不言自明；与新文化运动更谈不上有任何瓜葛。 中国人民大学是公办大学。以这些不确实的史料为根据，论证必须拿纳税人的钱去“振兴国学”，是不是有点过于马虎？ （三）史实错误之三：“国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笔者与纪宝成先生的分歧，不在要不要研究、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而是以怎样的态度去看待和研究这些遗产。 窃以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庞杂，精华与糟粕并存，必须在学术自由的原则下，严格在学术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才谈得上应该对不同部分分别采取什么态度。 纪先生则认为：“中华民族要在这样一个时代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迫切需要脊续（？）文脉，重振国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如果一个民族的脊梁都断裂了，那怎么谈复兴？” 他还一再谴责：“中国固有的学问被植根于西方的学术规范、学术体制和学术传统所取代，学术的现代转型被简单理解为学术的西方化”。“照抄照搬西方人文学术及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而没有看到作为西方人文学术根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的限度，忽略了中国人文学术自身的经验、问题和语境”。 这里有两大问题值得研究： 1．国家现代化或“民族的伟大复兴”靠什么？ 19、20世纪的中国史证明，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能救中国。换言之，改革开放是救国的必由之路。沉迷于传统，像大清帝国那样保留传统的社会、文化架构，不准“以夷变夏”，则是国家衰亡和人民受难的道路。要说脊梁的话，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坚强的脊梁。 纪校长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如果一个民族的脊梁都断裂了，那怎么谈复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文化保存的那么完整的明清时代生长不出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公认的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得好：“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显然，这样的传统文化及体现这个文化体系的社会制度不加改造，中国的现代化或复兴就会落空。 2．如何处理学术领域中世界与本土的关系？ 在全球化时代，学术也是全球化的。我们不但在科学技术领域不应重复批判爱因斯坦、建设“中国式的物理学”之类的荒唐，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要有在世界学术舞台上自由交流、自由讨论的素养，力戒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喧嚣。 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有不少人在研究“中国学”，谁优谁劣，水平高低，只有时间和读者能做出判断。如果我国的学者炮制出来的“国学”，只能在小圈子中自吹自擂，专家私下摇头，读者不认可，那是什么图景？人民大学是以财经类学科见长的大学，如果不遵守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不以世界经济学的成就为基础，另搞一套“中国的”经济学原理，教学能正常进行吗？ 没有止于至善的学术。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西方、东方的学术都有局限，任何人对任何学科及其方法都可以修正、探索。这是不言自明的。纪校长认为现在的学术“忽略了中国人文学术自身的经验、问题和语境”，其实这是几代中国学人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茅海建教授等进行的近代中国研究，是不是“中国人文学术自身的经验、问题和语境”？哲学领域的新儒家学派又是不是“中国人文学术自身的经验、问题和语境”？ 纪校长说的这么一句话值得注意：“国学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核心，以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为手段，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如果其他都是门面话，这才是纪校长的真实思想，而人大国学院又奉之为圭臬，未来的毕业生与大清帝国的举贡有什么差别？ 其实，在现代化的国家中，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如何选取学科生长点、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都是学者应有的自由，也是教授、研究员应有的能力。行政干预，有害无益。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大权在握的学术官员应该以史为鉴。 在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上，任何人说话都必须瞻前顾后，充分考虑历史经验。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完全应该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学校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试验也是好事。但经济状况改善了，有些人头脑开始发热，极力煽动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那是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非常不利的。 （四）我们已经作了什么还该做什么？ 历史不自今天开始。拜读纪校长的文章，留下一个强烈印象是他对有关学科的现状似乎不太了解。 例如，他大声疾呼：“要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除传统的文史哲内容外，要注重扩充新的成分……增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理与研究。”增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恐怕没有什么人会反对。但这绝对不是“扩充新的成分”。不说李约瑟那样的老外，清华的刘仙洲教授对中国机械史的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相关研究机构的学术成就，《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各学科的专史，塞满书架，我们可不能视而不见。 又如，他说要引进口述史学什么的。唐德刚教授的《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口述历史的重要成果不是早就引进了吗？这几年不是出版了专门的刊物《口述历史》了吗？现在才着手引进似乎晚了一点。 总的印象是他说得对的地方，其实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早就在做了。那么，还有什么切实的工作要做？我想到的头一条是加强中学语文教育。看看纪校长的文章您就会感到此事的迫切。 纪校长四篇文章中有三篇文章出现这样的用词：“脊续文脉，重振国学” 。笔者问过有关编辑、记者，确认这是纪校长亲自审查修改过的文稿用词，不是偶然的“笔误”。可是，我就弄不清“脊续”是什么意思。查收词最全的《汉语大词典》也没有这个词。后来才想到谅必是“赓续”之误。汉字繁多，笔者也有许多字不认识，也会写错字；但让中学生把几千常用字掌握得熟练一些，比笔者强一点，应该是可以办到的。 纪校长的文章中出现这样的句式：“近代尤其是建国以来”，这是报刊常用语，马虎一点可以不予深究。但是，在号召“振兴国学”的文章中出现这样的字眼实在不伦不类。且不说殷商周秦，满族入关建立大清帝国算不算“建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是不是“建国”？ “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国学重建中的重中之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国学研究队伍，重建国学便只能停留在口号阶段，必然会流于形式。”呵呵，在纪校长笔下，人才不是“巧妇”，成了制作扬州炒饭的大米了！ 设国学院不是坏事；也不必担心偌大的中国一年才几十个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过，看了上述材料，人们应该信服：惠及几千万莘莘学子的更好措施是加强中学语文教育！ 2005年6月8日星期三 原载《新京报》2005年6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