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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定义再探 陇 菲 （牛龙菲） 缘 起 1989年闵家胤翻译介绍了荷兰C·A·van·皮尔森有关“‘文化’这个词不再是一个名词或意指某种实体，而是一个动词，意指一个过程”的观点(1)。 1992年鲁丁言及 ：“皮尔森教授在为【《文化战略》】中文版写的引言中，首先对‘文化’一词做出精辟的解释，他认为‘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2) 1992年7月11日第385号《社会科学报》之“每周一书”栏，在介绍皮尔森之《文化战略》时，第一句话就是直接引语“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 1993年赵平言及：“荷兰哲学家皮尔森在《文化战略》这一名著中说：‘文化是一个动词。’王著在撰写过程中，皮著尚未出中文版。但《神秘》【牛案：指王步贵《神秘文化汉代谶纬新探》】却不谋而合地构成文化的动力面立论，可见其洞悉幽隐的学术功力。”(3) 1994年谢嘉幸言及：“自从荷兰哲学家皮尔森提出‘文化是一个动词’以来，国际的文化问题研究专家已纷纷走出书斋与故纸堆，而全面探讨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4) 1994年郑戈言及：“在《文化战略》一书中，皮尔森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词’。”(5) 看来，中国学界开始注意对于文化一语之动词性的诠释。 对此，笔者先前已经开始作过一些独立的尝试。 1985年，笔者就曾提出过如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生物进化基础上的体外非生物进化。”并说明：“人类历史进化的主要信息，并不是体内的遗传基因，而是体外的文化传统。”(6) 1987年，笔者又进一步说明：“遗传基因是内化的人类进化信息载体；而文化传统则是外化（或称异化）的人类进化信息载体。受遗传基因负载之信息指令规范、制约的生物进化，主要是人内部生理性状的进化；而受文化传统负载之信息指令规范、制约的文明进化，主要是人外部人文世界的进化，以及以人外部人文世界为其对象的人本的进化。”(7) 同年，笔者还特别指出：“所谓文化，并不应该被看作一个现象集合的名词，而应该被解释成为一个历史功能的动词。”就此意义而言 ，笔者认为：“文化是人文教化或人文进化的意思。”(8) 为了和约定俗成之名词性质的文化一语有所区别，同年，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开始把动词性质的文化表述为“文而化之”。(9)在此之后，受同居金城兰州之李曙明先生的启发，又开始注意到与“文而化之”互为因果、往复循环之“化而文之”，以及文明发生之后就传承意义而言的文化之“化而文之”的侧面。 此后，笔者又在1988年再次强调说明：“中国历来的文化一语，原本是有关某种事即某种物事的动词，而不是有关某种物即某种事物的名词。”(10) 近年来，在密切注视有关文化研究、文化学研究、特别是元文化学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对于文化一语的定义和阐释，已有不少学人开始发表和笔者十分接近的意见。 其中有关“文化”之“体外非生物进化”性质的有： 1987年舒炜光言及：“人的新进化主要是体外器官的进化。”(11) 1990年吴汝康言及：“人的体外进化”。(12) 1990年郑惠子言及：“超越机体的非生物学的进化道路”。(13) 1990年韩钟恩言及：“尽管任何文化方式及其结果不可能通过人的生物性遗传而延续 ，但却能在人的不断外化与不断内化或同化与顺应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得以重生。”(14) 1991年赵宋光言及：“在社会性和生物性之外，有没有一种靠个体的自由活动建立的超生物性进化和发展的阶梯？”(15) 1991年吕斌言及：“文化是人类特有的、能动地适应环境的方式，其实质是人的非遗传信息，特别是其体外信息。”(16) 等等。 其中有关文化一语动词性质的有： 1989年波兰K·高里科斯基言及：汉语中“复合词‘文化’表示以‘文’的种种手段对社会所作的改变。‘化’在这里就是改变、转化的意思。”(17) 1990年丁恒杰言及：“‘文化’不仅是一个名词，而且还应该作为动词来理解。”(18) 1990年李槐子言及：“‘所谓“文化”并不应该被看作一个现象集合的名词，而应该被解释成为一个历史功能的动词’《人文进化学》的解释道出了人们熟视无睹的文化与人的根本关系，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文化的本来意义 ——‘文而化之’，使人豁然开朗。”(19) 除了上引直接言及文化一语动词性质的言说之外，祈聿民、韩钟恩、萧梅、罗艺峰、张中行等人自1990年起，也开始使用“文而化之”（牛龙菲，1987）这样一个动词式的“文化”之特殊表述方式。(20)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当时讨论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到了本世纪之初，文化学界的一些学人甚至把他们自觉不自觉接受之我有关“文化即文而化之”的诠释，开始当成了“孔子”或“中国古代先哲”的言说。(21) 看来，在中国学术界乃至世界学术界部分同人之中，有关文化之体外非生物进化的性质，以及文化一语之动词的性质，已有可能达成某种共识。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在发表这些与笔者先前有关文化的言说非常接近之意见的学人当中，其立论的基点、观察的视角、侧重的方面、明晰的程度等等，仍与笔者之言说有着一些歧异之处。 此外，笔者最近对于文化一语的理解，以及对于文化在笔者建构之人文进化学（HSCCE-ology，即Human-Society-Culture & 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牛龙菲，1987）中之地位、性质、功能、作用的理解，也有一些新的进展。(22) 因之，特撰此文，以求进一步申述有关意见，并与诸位同人以及关心此一问题的读者讨论。 一、文化·文象·文脉 笔者发现，即使是已经开始把文化一语当成动词来理解的一些学人当中，仍有人视其为从日语中借来作为Culture一语之对译的名词。(23)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事文化研究的学人，不可能无视现实存在之无量数作为人文教化、人文进化创造成果的现象事物。有人之所以视而不见有变化之意的化字，硬把“文化”训为“纹花”。也仍然是欲以“文化”作为名词来概称天下文象、文物、文事的缘故。(24) 不仅如此，在从事文化研究、特别是从事文化史研究的一些学人当中，还把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之结果的文象、文物、文事，和作为“人类历史进化信息”之这些文象、文物、文事中所存贮的文明基因混为一谈。所谓“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类的作为名词来使用的一些术语当中，每每兼有这两种有着本质差异的内涵。 正是为了区分人类文明进化中动态功能、创造成果、基因信息这三个不同的方面，笔者从1987年起，开始使用有着特定内涵的文化、文象、文脉这样一组三为一体的丛结概念，以更好地进行文化学乃至元文化学的研究。(25) 笔者所谓的文化，是指在人类生物进化基础、人类社会进化基础之上的人类文明进化之动态功能，用英文表述，是“EoCC”即“Evolution of Culture & Civilization”；笔者所谓的文象，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创造成果（包括硬载体的、软载体的，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用英文表述 ，是“PoCC”即“Products of Culture & Civilization”；笔者所谓的文脉，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基因信息及其脉存传承，用英文表述，是“GoCC”即“Gene of Culture &Civilization”。 在笔者看来 ，所谓文化即文明进化，是人类处在一个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扰动之永不停息运动的世界之中，置身于一个有可能放大或衰减这些扰动的系统网络之中，以自己的行为实践，建构组织周围的生态环境，并且创造各种为人所需的文象的过程。在此过程之中，人类文明进化的先锋们所创造的崭新文象，旋即成为众人模仿的样板，从而转化为文脉 —— 各种硬软载体的人类历史进化的基因信息。人类为了持守延续自己创造的历史文明，一方面必得永不中断地复制守藏那些必要的人类历史进化的基因信息即文脉，以作为再造文象的参照；一方面必得参照文脉永无停顿地再造各种已然消费、耗损的文象，并适应周围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此中包括人类文明所使然之生态环境的变化），回答那些已然被放大之扰动的挑战，创造出新的文象。此所谓新的文象又会转化为新的历史进化信息即新的文脉，以作为再造已然消费、耗损之文象的新的参照；而且，新的历史进化信息即新的文脉，又需要永不中断地自我复制；如此往复循环而永无止息。 此文脉←→文象之间的往复循环，具有艾根( Manfred Eigen )所谓的“超循环”的性质。换言之，文脉的自复制循环，与文脉←→文象之间的交叉催化循环，形成了一个耦合的超循环系统。同样，在人类的生态环境之中，扰动的自复制循环，与扰动←→放大之间的交叉催化循环，也形成了一个耦合的超循环系统。此所谓文化即文明进化的运动机制，我曾用图示之如下(26)：  文化即文明进化模型 对此文化即文明进化的运动机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由于人类高度发达之科学技术的影响，人类生态环境之扰动←→放大的超循环往复循环的动态，已经具有加速度运行的性质；与此同时，人类文明进化的应答，也开始加速度运行；二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作用之往复循环在不断加速。2，在文脉与文象之间，换言之，在文脉的自复制和文象的再生产之间，当人类历史的早期，有较长的时间滞差；随着人类文明进化速率的增长，特别是随着文脉传播工具的发达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这种时间滞差，在人类文明历史进化的过程中日益缩短。也就是说，文脉与文象之间的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的超循环往复循环，文脉的自复制与文象的再生产之间的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的超循环往复循环，一直在加速度运行。 在当代，文脉与文象之间的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的超循环往复循环，文脉的自复制与文象的再生产之间的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的超循环往复循环，已经开始具有瞬态的特征。更由于人类智能之超前运演的能力，某些文明事象，已不再直接从事具体的实体建构，而只具有作为具体文象建构之参照的文脉的性质。换言之，某些文象，已经超越了具体实体的建构，而直接从事历史文脉的生产创造。这是文化即文明进化的一个新的重要特征。(27) 二，文化·人化·物化 近年来，有不少学人用“人化”一语来诠释“文化”。如：1988年第5期《哲学研究》所载郭齐勇、邓晓芒《文化学内核刍议》一文言及：“‘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此后，1990年第2期《中州学刊》所载丁恒杰《文化的本质及结构分类》一文言及：“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1991年1月7日《光明日报》所载赵世瑜《文化学探讨的新成果》一文言及：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郭齐勇《文化学概论》一书之“大文化”概念，“实际上是基于文化即‘人化’这个概念的。”1991年第4期《海南大学学报》所载肖萐父《文化问题漫谈》一文言及：“依我之见，‘文化’一词可以用最简单的两个字来加以界定，这就是‘人化’。凡人化了的东西，就是文化。按人的需要和理想所改变的所创造的东西，就是文化。”1992年7月6日《光明日报》所载金睿《研究和推动文化观念的变革首届中国文化观念变革研讨会侧记》一文言及：“肖前、陈志良指出，马克思主义把文化的实质与人的发展作统一的理解，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1992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一书第75-76页言及：“内在自然的人化”和“外在自然的人化”；第91页又言及：“文化使人人化，使人成为人。”1992年第4期《江淮论坛》所载肖前、张朗《论文化的实质和人的发展》一文言及：“文化便是人化。”1992年第4期《学术论丛》所载张立文《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言及：“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亦创造了人。文化的本质说到底是人化。”1993年2月27日《光明日报》所载肖海鹰《 文化的“热”与“盲” 访文化学家庞朴 》一文记述庞朴之语也有“我认为文化就是人化，是对自然而言的”的说法。 笔者注意到：在提及“文化即人化”一语的学人之中，大多以卡尔·马克思“人的本质对象化”之命题为其立论基础。 笔者还注意到：在主张“文化即人化”说的学人当中，大多兼顾了“内在自然的人化”与“外在自然的人化”，以及“主体的客体化”与“客体的主体化”这样几个方面。 但笔者发现：其中不少学人是把“人的本质”、“主体与客体”当作无须讨论的先定前提来展开他们的言说。因之，他们的某些言说便有可商榷之处。这里，笔者无意直接针对某一具体的言说，而只试图阐明笔者之有关立论基点。 在笔者看来，所谓人的本质，是在一般进化（GE，即General Evolution，Ervin Laszlo 1986，牛龙菲1987）的过程中，物质进化所组成的新的系统中突现出来的新的存在性质(28)。 最初并无所谓今日这样一种处于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群进化、人类文明进化共济耦合、反馈协同之人文进化（牛龙菲，1987）之中的人。 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群进化、人类文明进化共济耦合、反馈协同之人文进化，是在物理进化、化学进化、生物进化、（动物）社群进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详言之，自化学进化分化为无机化学进化和有机化学进化之后，有机化学进化便为生物进化奠定了基础；自有机生物进化分化为菌类进化、植物进化、动物进化之后，动物进化便为某些高等动物之社群进化奠定了基础。正是在动物社群进化的基础上，群居动物的一支 —— 作为人类先祖的古猿 —— 才逐渐发展了自己的体外建构，才逐渐改善了自己的通讯媒介。只是在这个基础上，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群进化、人类文明进化共济耦合、反馈协同之人文进化，才揭开了自己历史的序幕(29)。 在此过程中，有关某种体外建构和群体通讯的扰动在古猿社会的群体行为实践中被放大，才有了工具和语言。因此，从一开始，就是因为行为、实践，自然人才从自然中异化出来，文而化之、化而文之成为文明人；也正是从同一个顷刻开始，自然物才从自然中异化出来，文而化之、化而文之成为文明物。换言之，从一开始，在文化←→化文的历史过程中，主体生成意义的人化←→化人，和客体生成意义的物化←→化物，便构成了一个互为其根、互为其本的太极往复循环（简称太极循环，Taiji-recycle，牛龙菲，1990）(30)。 既然许多学人都已经言及“文化亦创造了人”（张立文语）、“文化使人人化，使人成为人”（成复旺语）、“用人文来教化大家”（庞扑语）；那么，就没有什么从先验存在的人出发的文而化之、化而文之。换言之，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观察，就所谓“内在自然的人化”而言，人化不如称之为化人；就所谓“外在自然的人化”而言，人化其实恰正是化物。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观察，所谓“内在自然的人化”和“外在自然的人化”，都只能在自然人文而化之成为文明人之后的论域讨论。 笔者注意到：某些学人所谓的“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指的是对象（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31)其实所谓“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以及“对象化（客观化）了的主体”，都已然是“客体”，而不再是“主体”。此二者，都不是主体生成意义的化人，而是客体生成意义的化物。 正因为某些学人所谓之人化，主要是指客体生成意义的化物，所以，他们往往在承认“人与文化是互相创造、互为因果、同时诞生的”之后，又要强调“究竟是谁创造了谁？应该说是人创造了文化，而不是相反。”(32) 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是把主体的地位不适当地置于客体之上的缘故。 在笔者看来，只有从文化←→化文、人化←→化人、物化←→化物、文而化之←→化而文之，以及在人化←→物化、化人←→化物、文而化之←→化而文之之太极循环的非线性关系出发，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主体与客体的自身同一。 在笔者看来，只是由于人的行为实践，自在的自然才开始异化为“运动在自为中的自在”之人的主体(33)，和“凝固在自在中的自为”之人的客体(34)。谓“人的本质”，正是以这两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在与自为综合起来融为一体的存在”(35)。正如萨特所说：“这综合不是别的，就是自为本身。”(36)换言之，不仅是由于人的行为实践，自在的自然才开始异化为“运动在自为中的自在”之人的主体，和“凝固在自在中的自为”之人的客体；而且，同样正是由于人的行为实践，“运动在自为中的自在”之人的主体，和“凝固在自在中的自为”之人的客体的异化，才被扬弃而成为自身的同一(37)。 卡尔·马克思早就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这所谓“同一条道路”，就是通过人的行为实践，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卡尔·马克思正是就此意义而言：“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的存在物、亦即作为属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这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即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全部力量发挥出来（这仍然只有通过人类的共同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是可能的），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仍然只是通过异化这种形式才是可能的。”马克思还进一步地认为：“这种异化”是“根源于人类发展的本质”的现象(38)。 正是遵循卡尔·马克思的遗训，笔者才不厌其烦地强调：“人本的进化”即是“文明的进化”；“文明的进化”即是“人本的进化” (39)。换言之，化人必须化物；化物必须化人。正是在文化←→化文、人化←→化人、物化←→化物、文而化之←→化而文之，以及在人化←→物化、化人←→化物、文而化之←→化而文之之太极往复循环的不息流程之中，人的本质才得以发生、发展、生生不已、不断进化。笔者所谓“以人外部人文世界为其对象的人本的进化”的命题(40)，正是对此种种太极往复循环关系的概括。 正是就此意义而言，笔者才多次强调：“并没有什么实证论的、实体的、一成不变的、终极实现的人的本质；而只有存在论的、功能的、发展变化的、日趋丰富的人的本质。”也正是就此意义而言，笔者才多次强调：“人文进化无论对于个体还是族类，都是一个永远正在进行的流程。此人文进化之‘无所住’(41)的不息时间流程，便是人的本质存在方式。就此意义而言，根本没有什么人的本质的回归，而只有人的本质的进化。”(42)换言之，在人文进化的进程之中，只有轮不辍运之永不停息的文化←→化文、人化←→化人、物化←→化物、文而化之←→化而文之，以及在人化←→物化、化人←→化物、文而化之←→化而文之的太极往复循环。 三，内化·外化·类化 近年来，还有一些学人把“人的本质（或人的劳动）的对象化”称之为“外化”；把“自然生成物（或人工创造物）的主体化”称之为“内化”(43)。 其实，“自然生成物（或人工创造物）的主体化”，不过是“人的本质（或人的劳动）的对象化”的结果；换言之，“主体化的自然生成物（或人工创造物）”，不过是对象化的、亦即外化的人的本质力量。因此，与其说“自然生成物（或人工创造物）的主体化”是什么内化，倒不如说“自然生成物（或人工创造物）的主体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 笔者以为，必须在一个新的视界之中，重新界定文化学、元文化学之内化、外化的内涵，并补之以类化的概念。 根据笔者人文进化学的研究，人是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群进化、人类文明进化共济耦合、反馈协同进化之人文进化的产物。换言之，人类乃是在物理系统、化学系统基础上跨越生物系统、社群系统、文明系统三个层面的存在。 正因如此，人类历史进化的信息，分别由生物之基因、社群之风俗、文明之文脉负载，而规范制约着人类的生物进化、社群进化、文明进化(44) 基因，是人类个体体内的人类历史进化信息载体；风俗，是人类社群之间的人类历史进化信息载体；文脉，是人类机体之外的人类历史进化信息载体。受基因负载之信息指令规范制约的人类生理性状层面的进化（包括人之族类在历史进化中取得的可遗传的获得性性状和人之个体在此生实践中发生的非遗传的表现性性状），是笔者所谓之内化；受风俗负载之信息指令规范制约的人类群体行为层面的进化，是笔者所谓之类化；受文脉负载之信息指令规范制约的人类体外文明层面的进化，是笔者所谓之外化(45)。 但是，事情并不仅仅如此。如笔者在《超循环的太极循环》一文中所图示的，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间，即内化、类化、外化之间，存在着共济耦合、反馈协同之互相渗透、互相补益、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复杂关系。  人文进化模型 详言之，在人文进化的有机系统之中，以扰动←→放大之阳性之辟和基因←→生命之阴性之翕的超循环为其运动机制的内化之人类生理性状进化，是基础的层次。没有这个层次，人类社会便会顷刻瓦解；没有这个基础，人类文明便无任何意义。 而以扰动←→放大之阳性之辟和习性←→行为之阴性之翕的超循环为其运动机制的类化之人类群体行为进化，是中介的层次。人类生理性状进化、人类社群行为进化、人类体外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任何扰动，都必须在这个宏观网络中决定其是否被放大的命运(46)。 而以扰动←→放大之阳性之辟和文脉←→文象之阴性之翕的超循环为其运动机制的外化之人类体外文明进化，则是主导的层次。正是人类体外文明进化，才使得作为生物个体的人和作为动物社会的人升华成为历史文明的人。 统观人类历史，正是在动物类化进化的基础上，才异质发生了人类的体外文明建构，才有所谓不同于生物个体人和动物社群人的历史文明人的人的本质；正是在人类社会之中，个体的试错行为，才被众人模仿而类化成为群体的风俗习惯；正是在人类社会之中，个体的文明创造，才被类化而具有了社会生产的巨大规模；反之，也正是在人类社会之中，群体的风俗习惯，才内化并规范着个体的行为方式；正是在人类社会之中，体外的文明范式，才内化并陶冶着个体的心智情思。 更进一步言之，人类体外文明进化、人类社群行为进化、作为某种由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选择压力，还将作用于人类体内的生理性状进化，并使其获得某种非表现型的功能型的遗传进化(47)。换言之，人类生物进化或许可能在人类文明进化、人类社群进化的反馈作用之下，发生某种非关具体反应之改善反应功能的突变。一如电子计算机的进化，乃是可适应各种具体运算的功能进化。那种以为保守性、封闭性或者革命性、开放性之具体行为范式也可以“积淀”的言说，并无历史的、现实的证据(48)。 与此相关，值得文化学家特别注意的是：人的本能，常常与“少成”相混。人之为人，当其胎生之时，并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就此意义而言之“早产”的婴儿，其产前、产后的发育，都摄入了包括胎教在内的大量的体外文明因子。子曰：“少成若天性”(49)。其所谓“若天性”者，并非完全取决于先天的“积淀”，而是先天遗传之基因，与后天文明之育径互动的结果。人的内化，有其育径。决定其育径的，是社会的网络和体外的文明；换言之，决定人之内化之育径的，是现实存在于一定时代、社会、国度、家庭之中的人类体外文明。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人之文明，有所谓硬载体的、软载体的，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两类。其实，所谓软载体的、无形的、精神的文明，无非是与体外文明相关之内化了的社会风俗和个体意识。人的本质是以人外部人文世界为其对象的人的本质。正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在人文进化的不息流程之中，“人文世界的外在部分不断地拓宽延远，而人文世界的内在的部分也因此而日益丰满深厚。换言之，人文世界之内在部分的丰满深厚，正是直接以人文世界之外在部分的拓宽延远为前提。”(50) 注释： 1.参1989年第7期《哲学研究》所载之《作为开放系统的文化》。 2.鲁丁《理解和研究文化的新的理论框架》，载1992年5月17日《中国文化报》。 3.参1993年第6期《哲学研究》赵平《读<神秘文化>札记》。 4.[荷]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PP.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另参1994年第2期《音乐研究》。 5.《文化的超越性》，1994年第6期《读书》。 6.《有关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1985年第1期《兰州学刊》；198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Ｋ1历史学》；1989年9月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版《人文进化学 —— 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以下简称《人文进化学》。 7.《人文进化学提要 —— 有关人与文化的再度思考》，原题为《文化进化学提要 —— 有关人与文化的再度思考》，1987年第2期《兰州学刊》；《人文进化学》。 8.《文化人类学向哲学人本学的转变》，1987年第6期《兰州学刊》；《人文进化学》。 9.《“积淀”说批判 —— 与李泽厚、高尔太、刘晓波对话》，以下简称《“积淀”说批判》，1987年第2期《艺术界》；1989年9月《人文进化学》。 10.《人文进化学》。 11.《论人的新进化 ——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人》，1987年向莫斯科召开的第8届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1987年第12期《哲学研究》。 12.《人类的新进化》，1990年第9卷第32期《大自然探索》。 13.《人类起源的非生物学过程》，1990年第6期《河南大学学报》。 14.《[原]考及其它》，1990年第4期《交响》。案：韩钟恩在1990年卷《中国音乐年鉴》所载之《“世纪末”体验 —— 音乐的解体与重生》、1992年第1期《交响》所载之《再[原]考并及[人/音乐]相关》两文中，也言及于此。 15.《关于音乐美学的基础、对象、方法的几点思考》，1991年第4期《中国音乐学》。 16.《文化概念新探》，1991年第4期《东岳论丛》；1991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Ｇ0文化研究》。 17.《中国人关于文化概念的演变》，1989年第2期《辩证法与人道主义》；中译1990年第9期《国外社会科学》。 18.《文化的本质及结构分类》，1990年第2期《中州学刊》。 19.《论音像出版的文化作用》，1990年第6期《甘肃视听》。 20.参阅：祈聿民《两种服装文化论》，《首届北京国际服装基础理论研讨会文集》，轻工业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韩钟恩《“文而化之”、“历而成史” —— 关于“比较音乐研究”的思考》，1990年第4期《音乐探索》；韩钟恩《[原]考及其它》；萧梅《朝夕之间与转型之际》，1991年第1期《中国音乐》；韩钟恩《关于民俗音乐的三个比较》，1991年第2期《音乐探索》；韩钟恩《再[原]考并及[人/音乐]相关》；罗艺峰《中国西部音乐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23、130页；韩钟恩《关于近年来（民族/民俗音乐研究）中的[新兴术语/术语群]及[流行术语]的调查报告》，1993年第1-2期《星海音乐学报》；张中行《顺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122页。牛案：最近，笔者又在1993年9月26日《中国文化报》第3版上看到四川省文化厅厅长杨启泉题为《以文化人，志在振兴 —— 四川文化发展联想》的一篇文章 。此文之“以文化人”的提法，与笔者“文而化之”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此相同，1993年第3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所载杨民康《德昂族传统音乐的文化学研究》一文，也使用了“以文化人”的提法。此外，张中行在其《顺生论》第129页，也提到“变野为文，要靠身外的力量以文明化之。这化的大业，由社会方面说就是育人”。 21.参见网上署名“醉禅”的文章《什么是“文化”》，罗艺峰《音乐人类学的大视野》，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7页。 22.《人文进化学与一般进化论》（英文），1990年第30卷《世界未来 —— 一般进化论杂志 》；《异质发生学与一般进化论》，1992年第5期《哲学研究》；《“超循环的太极循环” —— 人文进化与一般进化的根本内在机制》以下简称《“超循环的太极循环”》，1992年第3期《晋阳学刊》）。 23.案：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32页指出：“文化（日读bunka），《说苑·指武》篇：‘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原意是文治教化，现在是表示culture的概念。”另参张一凯、牛龙菲《以日语为中介的英语词语的汉译问题》，1991年第3期《兰州商学院学报》。又案：如丁恒杰便说：“‘文化’不仅是一个名词，而且还应该作为动词来理解。”这里，首先肯定的仍是“文化是一个名词”。又如同样主张“文化即人化”的郭齐勇、肖萐父等，最后仍把文化视作“人的产物” 、“人化了的东西”。 24.案：著名日本文学史家青木正儿曾在《中国文学概说》一书中说：“‘文’是什么呢？它的语源是花纹的意思。”这里只涉及“文”之一字，而并没有涉及“化”字。但是，顾晓明在其发表于1986年第5期《复旦学报》之《论“象”在文化理论中的作用》一文中却推衍此说而言：“我们先人用‘纹花’贯穿‘文化’概念。”这，便成了谬误。“文”字，确可训为“花纹”；“化”字，却只能训为“变化”。因此，“文化”一语，只能训为“文而化之”、“化而文之”。 25.《文化人类学向哲学人本学的转变》；《人文进化学》；《我观<中国音乐年鉴>》，1990年第3期《交响》；《有关“音乐学术共同体”的手记》，1991年第3期《交响》；《“超循环的太极循环”》等。案：笔者原先将人文进化之创造成果概称之为“文明”；本文所谓之“文象”，是笔者新近提出以取代“文明”来概称人文进化之创造成果的术语。又案：1991年第1期《黄钟》所载之萧梅《民族性·传统·文化》一文，已经开始言及人类文明的信息脉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之罗艺峰《中国西部音乐论》第239、240、241、243、244、245、246、248、250、256、266、288、368等页，也已开始引用、言及“文脉”、“文化脉络”、“信息脉传”、“文化脉传信息”、“文化信息脉传”、“文脉信息”、“文脉信息脉传”、“文脉信息进化传承”等等。其实，我所创用的“文脉”一语，已经有“信息脉传”之意。所谓“文脉信息”、“文脉信息脉传”云云，不过是叠床架屋的同义反复；“文脉信息进化传承”一语，又在叠床架屋的同义反复之中加入了“进化”一语。此外，1993年7月31日《中国旅游报》第1版所载善庆《山水文脉刍议》一文，也将“某一风景区或风景点中的山水风物中带有传播意味的文化底蕴”称作“山水文脉”。 26.《“超循环的太极循环”》。 27.参笔者《我观<中国音乐年鉴>》；《人文进化学》，第198页。 28.《异质发生学与一般进化论》。 29.《人文进化学》。 30.案：我在1987年第6期《兰州学刊》发表之《文化人类学向哲学人本学的转变》一文中曾说：“有教化之意的文化之化，本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是使自然的人通过教化而一改旧形，因自己的行为，变成一个与原来的自然状态有所不同的文明的人。”并引《说文解字》而言：“化，从匕，从人。匕，变也，从倒人。”“这种由自然人到文明人的倒置，正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异化。”由此可见，文化即文而化之、化而文之之化字，从语源学的角度观察，从一开始，就有文化←→化文、人化←→化人、物化←→化物、文而化之←→化而文之之意。又案：在我之后，韩钟恩之《“文而化之”、“历而成史” —— 关于“比较音乐研究”的思考》、《再[原]考并及[人/音乐]相关》二文都言及“倒人”。 31.参郭齐勇、邓晓芒《文化学内核刍议》。牛案：1993年第3期《中国音乐学》所载之韩钟恩《叙述＋补注＋点评：国乐问题 —— 写在[二十世纪国乐思想研讨会](香港)之后》文也言及：“主体化的对象（客体）” 、“对象化（客观化）了的主体”。 3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第5、6页。 33.《人文进化学》。 34.另参萨特《存在与虚无》，陈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3月版，第275页。 35.《存在与虚无》，第797页。 36.《存在与虚无》，第786页。 37.《人文进化学》，第208-210、211-212、215- 217、220-222 、226-227页。案：韩钟恩在其发表于1991年12月总第4辑 《艺术论丛》之《“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 → “人与人相关” —— 关于“音乐美学”向“音乐文化人类学”的转移》、发表于1992年4月第9期《现代乐风》之《人与人相关 —— 关于音乐美学哲学基础及其它的读解》、发表于1992年11月总第8期《艺术论丛》之《原生文化方式及其相应的音乐审美发生》、发表于1992年第4期《音乐探索》之《当代音乐的深度模式：“自然的人文化” —— 写在“第三届交响乐创作研讨会”后》、发表于1993年第1期《音乐比较研究》之《雅俗文化系历史约定所为 —— 关于音乐雅俗关系的若干断想》、发表于1993年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之《当代音乐与其审美惯性 —— 自然的人文化》等几篇论文中，也言及：“不把[主体/客体]视为[外在的二元对立]，是人自身的同一”；“人与自然本为一体/因文化而分离/又因文化而再度合一”。 38.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版，第70页、第116页、第56页；另参牛龙菲《“积淀”说批判》、《人文进化学》第271 -272页。 39.《人文进化学》，第232页。 40.《人文进化学提要》、《人文进化学》。 41.《金刚经》语。 42.《人文进化学》第37页、第237页。 43.案：郭齐勇、邓晓芒《文化学内核刍议》一文便说：“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 44.《人文进化学》，第19页。 45.《人文进化学》，第19页。 46.《异质发生学与一般进化论》。 47.《人文进化学》，第155、第302-303页。 48.《“积淀”说批判》。 49.《汉书·贾谊传》。 50.《人文进化学》，第14、233页。 1992年6月31日初稿 1994年2月 2日二稿 1994年5月 2日三稿 1994年6月19日四稿 1998年6月25日五稿 2000年9月 5日六稿 2003年3月10日七稿 2003年5月24日八稿 已载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恒道》第二辑第236-25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