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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二次突变与新儒教的使命 周北辰 儒教是中国的国教。传统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儒教社会，中国文化就是儒教文化，中华文明就是儒教文明。儒教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是民族生命的安立之所。是儒教而不是别的任何文化形态规定了中华民族及中国人的自性特质。中国人生来就注定是儒教信众，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宿命。儒教是中国人的文化母体，生为中国人是没有权力选择的，就像我们没有权力选择我们母亲一样。 与人类社会别的宗教相比，儒教具有更为强大的包容性和渗透力。在传统中国，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无不涵融于儒教之中。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都是由儒教来定型和完成的。民族精神的挺立，个体生命的安顿也同样是由儒教来承担的。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儒教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构成要素不与儒教相关联，儒教渗透到了传统中国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是儒教造就了中国，是儒教型构了中华民族，是儒教让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没有儒教，我们的民族将丧失自性特质和独立的存在价值。 儒教的历史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儒教起始于伏曦，定型于周公，大成于孔子，后经孟子、董子、文中子、朱子、阳明子等历代往圣先贤发扬而光大。6500年来，儒教安顿并滋养着中华民族，儒教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荣辱与共。 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大致相同的时期内，世界不同的地域同时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文明创生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印度有佛陀；希腊有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贤哲；中国则有孔子及别的诸子百家。人类主体文明形态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同时生发。雅斯贝尔斯把这一时期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经过“轴心时代”的文明创生，各大文明形成了自已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灿烂的图景。 儒教，正是在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完成了第一次突变。 一、轴心时代的儒教突变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儒教完成了第一次突变。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述作六经，损益三代，集其大成，儒教实现了对原始形态的超越和突变，从而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的型构，确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模式和精神气质。近代以前的两千年，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周公孔子所开出了儒教礼乐文明的方向，其根本精神和根本价值作为常理常道贯穿着中华文明的始终。儒教文明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民族精神。 轴心时代儒教的突变是由原始信仰形态向高级信仰形态的突变。这种突变是对原始儒教形态的一次超越，是在对原始儒教进行损益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质的飞跃。 儒教的原始形态为巫祝形态。巫祝的职能是交通天地人神，巫即是“舞”，“以舞降神”之意。“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说文》）。“巫”“祝”都是接神事神者，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巫，以舞降神；祝，则是祭祀时向神祷告赞词。周以前，巫祝不分，《说文》还有以“祝”释“巫”之条。 巫祝阶段是儒教的原始阶段，也是儒教的蒙昧阶段或低级阶段。《周礼·春官》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春招弭，以除疾病”，“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由此可见，司巫的职能大抵是“降神、祛病、除灾、祈福”。 在周代，巫祝开始分职并逐步以祝代巫，此时虽然尚有巫觋存在，但已经不是儒教神人交通的主要形式。巫觋形式中的一部分被祭祀形式所整合和取代，另一部分沦入民间小传统，巫觋逐步萎缩衰落。以祭祀为标志的神人交通形式成了儒教的主导形态。周公制礼作乐就是始于巫祝分职，以祝代巫。祝官取代巫官成为儒教的神人交通媒介。祝的职能是制作掌诵祷辞，“顺丰年”、“求永祯”、“祈祥福”、“弭灾兵”、“逆时雨”、“宁风旱”、“远罪疟”（《周礼正义》）。巫祝分职，以祝代巫后，祭祀遂成为“国之大事”，儒教祭祀文化得以繁荣发展，儒教从蒙昧走向理性和成熟。周公制礼作乐正是在祭祀礼仪和乐舞的基础上整理提炼出了儒教的礼乐规范体系，从而定型了儒教的基本特征和性格，实现了儒教由原始巫祝形态向高级形态——礼乐形态的转变，为儒教的根本突变奠定了基础。这一突变最终是由孔子述作六经集其大成而实现的。孔子损益三代，改制立法，创造性地完成了儒教作为高级信仰体系的创教工作。儒教的神灵系统、神人关系、神人交通方式、教义体系、学理系统、组织形式、治世理念都经由孔子对六经的述作而得以确立。儒教从此成为完善的高级信仰体系，并最终型构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性格和自性特质。 儒教从原始巫祝形态向更高级的礼乐形态的突变是儒教的一次质的飞跃，“脱巫”使儒教从蒙昧走向理性和成熟。但“脱巫”并未使儒教世俗化，而是催生出了“礼乐文明”这一人类文明史上奇葩。“崇德保民”的天命观使人神关系得到了理性化和人文化的安排，而“礼乐刑政”的治世观又使人间事务得到了神圣性的观照和滋养。天命观的人文化和治世观的神圣化相得益彰，充分展示出儒教参通天人的中和智慧及涵融万物吞吐宇宙的博大气象。为此，儒教给中国人提供了一整套理性化神圣化兼融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为中国社会政治提供了一整套理性化和神圣化贯通的义理系统和治理结构，从而完成了儒教在轴心时代具有文明创生意义的伟大突变。 二、全球化时代的儒教突变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人类文明史上另一个宏大时代——全球化时代。这一个时代完全不同于轴心时代，它是中西文明全面交汇的时代，是传统与现代纠缠的时代，是功利化效率化的时代，是市场经济主导一切的时代，是一个物欲横流的“除魅”的时代，是一个西方军事暴力、资本暴力和意识形态话语暴力横绝天下的时代。这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大力鼓吹的全球化时代。 尽管“全球化”贴着“进步发展”和“普世文明”的标签，打着“世界主义”的旗号，但仍然掩盖不了它的侵略性本质。“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西化”、“现代化”和“殖民化”三“化”一体的共时性过程。“西化”指的是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被迫的总体价值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文明的品格性模仿和模式性师法。“现代化”指涉的是非西方世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变迁。“殖民化”则是从压迫关系的角度对全球化的描述。殖民化的压迫在前殖民时期为暴力压迫（如“落后挨打”、“丧权辱国”等），后殖民时期为非暴力压迫（如“跨国资本”、“技术垄断”、“经济扩张”、“文化霸权”等）。 近年来，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和膨胀，其控制全球宰制世界的野心也日趋强烈。他们投入巨资收买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长期不懈地向非西方世界宣传灌输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全球化”的伪世界主义思想。 网络时代的新技术革命，巨无霸式的跨国公司，天文数字般的国际金融资本，再加上西方诸国强大的国家暴力后盾，“全球化”已成浩荡之势。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繁荣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把人类推向了灾难。贫富差距的拉大、资本暴力的猖獗、物欲主义的泛滥、精神家园的失落、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种族冲突、核子威胁、恐怖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是拜全球化所赐。长此以往，人类社会将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为了避免走向毁灭，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核心价值来对治和修正“全球化”。人类社会需要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需要一个和谐安宁的美好世界。纵观人类文明，唯有中国的儒教能够提供这样的价值和资源。基督教与西方现代文明高度一体化，丧失了批判全球化的功能，佛教不理世事，伊斯兰教极端而偏执，惟有中国的儒教“尚中贵和”，有这样的资源。其“天下主义”的胸怀是对治“民族利已主义”的单方；其“家国一体”的价值是疗救“个人主义”的良药；其“人禽之辩”的天则是抵制“丛林规则”的有力武器；其“义利之辩”的智慧是抗拒“物欲主义”有效手段；“王道”是“霸道”的克星；“礼乐精神”是疗补“契约精神”的珍品；“夷夏之辩”的义法足以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天地人三才和谐”的秩序观让“人类中心主义”暗然失色。 在全球化的时代，儒教将以其得天独厚的品格和资源，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对治“全球化”修正“全球化”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人类和谐幸福的明天，儒教必将重现他昔日的辉煌。儒教也将因此而继轴心时代的第一次突变之后迎来第二次伟大的突变。 儒教在轴心时代的第一次突变是儒教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而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二次突变则是在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和纠缠中进行的，儒教将因此面临更为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更为严峻的现实环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切往圣先贤从未识见过，更未言说过。儒教的重建需要当代儒者具备崇高的担当精神和过人的智慧，需要发扬圣人“礼以义起”“改制立法”的精神和“以时为大”“自作天命”的王者风范。在儒教断裂百年，气若游丝的淡泊之际，顶浩荡西风，重开儒门，应时应世，再建儒教。 如果说儒教在轴心时代的第一次突变是由原始阶段向礼乐形态的高级阶段突变的话，那么儒教的第二次突变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突变。对儒教而言，第二次突变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亚于第一次突变，而其艰巨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民族集体性的反叛、文化生态的破坏、西方强势文明的入侵、物欲主义的猖獗、世俗化大潮的汹涌，加之百年的断裂，其“礼崩乐坏”的广度和“学绝道丧”的深度，已非春秋乱世可比。能否实现第二次突变，创生出儒教的“现代形态”，是儒教重获新生的关键，是中华文明能否复兴的关键，也是中华民族能否重新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首要条件。儒教的现代形态是现代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是现代中国的国教。其神灵系统、神人交通方式、组织形式、教义体系、社会政治的治理结构等等都需要在损益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建构。这是摆在每一个当代儒者面前的伟大任务，也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宏大课题。 三、新儒教的使命 新儒教就是儒教的现代形态，是现代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百年来，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与儒教一同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 现代民族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其不同于传统儒教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有着往圣先贤所不曾有过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现代民族信仰体系必然是“新”儒教。新儒教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别于传统儒教，同时也肩负着为传统儒教所不曾具有的新的使命。 （一）损益传统儒教，重建民族信仰 近代以来，不少人认为儒教不是宗教，还进行了煞有介事的“学术论争”。其实，儒教是否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这根本不重要，不值得与言，更不值得与辩。重要的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就有着自己的信仰体系，中国人的灵魂就有着自己的安顿之所。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世俗社会如何“治乱循环”，中华民族及每个中国人都始终不曾丧失自己宁静祥和而又美好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正是由儒教来提供的。 持“儒教非教”论者，他们要么不了解民族传统的真精神真价值，无知妄言，信口雌黄；要么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民族传统缺乏总体把握；要么睁眼说瞎，别有用心，刻意歪曲中华文明，贬损民族传统，以达到贩卖他们自己“主义”的目的。 “儒教非教”论者，无论如何立论如何持据，他们的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刻意摧毁中华民族积数千年集体智慧所构筑起来的民族精神的长城，企图捣毁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让中华民族成为精神上的散沙。以便他们用自己的“主义”来偷换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从而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塑造中国人的灵魂。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个所谓“新民”的传统，一个“改造国民性”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文革”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达到了巅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巨大灾难。梁启超是这一民族精神浩劫的始作俑者，而毛则集其大成。 如果说百年以来践踏中华大地毁我家园的有“八国”联军，那么，践踏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却有上百种“主义”之多。百年来，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所遭受的劫难是空前的。近代“民族救亡”的三大主题是：保国、保种、保教。其中，“保国” “保种”的历史使命算是完成了，“保教”的历史使命却没有完成。 而“保国”“保种”是以“毁教”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虽保住了，但已经不是华夏礼义之邦，不是泱泱文明大国；“种”也保住了，但却成了“变种”，一个不中不洋非驴非马的“变种”。民族信仰体系瓦解，民族精神萎缩殆尽，民族文化创造力枯竭，国民道德水平一落千丈突破底线，社会腐败，危机重重。这一切都是“毁教”的结果。是我们自毁民族精神长城，自毁民族信仰体系必然付出的惨重代价！中华民族要想从精神上重新站立起来，就必须重新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必须敢于走出“五·四”的迷障，敢于突破“无神论”的禁区，扬弃“唯物主义”的神话，为民族信仰正名，为儒教正名，为昊天上帝正名，为孔子正名，为无数往圣先贤正名。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警醒，应该振作起来，团结起来，反对一切贬损民族传统，毁天谤圣的学术买办和文化汉奸。重新筑起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长城，重新建设好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民族信仰体系的重建是民族精神长城和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首要工程。这一神圣而伟大的工程具体落实下来就是儒教的重建。 儒教的重建是神圣而伟大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旺民族复兴的大事，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艰巨任务。儒教的重建并非是对传统儒教的简单恢复，而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守儒教的根本义理、根本精神和根本价值，另一方面又要立足现代社会，应应世道人心的需求，在对传统进行损益的前提下，真正地建构起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一切泥古的思想和离经叛道蔑视传统的思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妄念。损益传统儒教，重建民族信仰体系，这便是新儒教的首要使命。 （二）确立核心价值，挺立民族精神 核心价值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其民族精神的脊梁，也是其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构件。 那么，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是由谁来提供的呢？毫无疑问，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也只能是由该民族的民族信仰体系来提供，即由该民族的民族宗教来提供。就中华民族而言，其核心价值是由儒教来提供的。民族信仰体系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族群的关键所在，民族信仰体系提供的核心价值决定该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而民族信仰的内容和形式则决定其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形式。 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的理念、“天人合一”境界、“崇德贵民”的天命观、“礼乐刑政”的治世观、“天地人三才贯通”的秩序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大同盛世”的社会理想、“仁以为本”的理念、“天下主义”的情怀等等，这一切所构成的核心价值体系正是由儒教来提供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挺立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并开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宏大气象。 然而，近百年来，由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入侵，儒教崩毁，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瓦解，民族精神家园失落，民族生命无所安立。中华民族被抛掷到了一个信仰的真空和价值的荒漠，民族精神萎缩殆尽。蒋庆先生用“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八个字来描述今天中国的现状，可谓入木三分。中华民族已成精神上的“散沙”，信洋教者有之，抱佛脚者有之，入邪教者有之，尚巫术者有之，而更多的则是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而沉沦堕落。由于对儒教的反叛和抛弃，中华民族成了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灵魂没有核心价值的民族。我们所奉为神祗的“科学民主”，并不具有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科学只是“公器”，民主只是“形式”，不能构成民族的核心价值。 由于儒教的崩毁和核心价值的失落，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被抽空了实质性的内容而凋萎。故此，重新确立民族核心价值，挺立民族精神，是为新儒教的又一使命。 （三）应对现代社会，解决当下问题 由于儒教的崩毁，民族信仰体系的瓦解，民族核心价值的失落，导致了现代中国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日益凸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隐忧和危机。如：国民道德的崩溃、国民教育的危机、权力腐败、拜金主义、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国家伦理目的淡化、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丧失、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治理结构无从完善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全体中国人，从国家领袖到政府官员到广大民众，都在关心着焦虑着，却都无可奈何，都只能在这个大潮中随波逐流。心急如焚者有之，大声疾呼者有之，怨天尤人者有之，气急败坏者有之，愤世嫉俗者有之，消极盾世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螳臂挡车者有之。但最终的结果都殊途同归结论一致：无可奈何！对中国的问题，可用一句话来归纳，那就是：全民族清醒，所有人无奈。大家都知道应该守道德，但却难以为善；都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却仍然醉心于高考和文凭；都明白权力不应该腐败，可当了官就没法不贪；都知道制假贩假的恶果，可就是挡不住暴利的诱惑；都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可就是没法不去破坏；都知道美好制度的价值，可就是没人去建设。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现实危机和全民族无可奈何的现状呢？又怎样又改变这一现状呢？要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根源处着手。根源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只是全民族集体性的心理定势和思维定势让我们不承认这一事实：导致中国严峻现实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儒教的崩毁，在于民族信仰体系的瓦解和民族核心价值的失落。一个简单的逻辑：没有信仰，哪来价值？没有价值，哪来精神？精神、价值都没了，哪里又有资源和动力？没有了资源和动力，我们又怎么能够解决问题改造社会？ 振兴道德靠的宗教伦理；德性教育植根于宗教情怀；对治腐败需仰仗“教化堤防”；克制“拜金主义”需明“义利之辩”；解决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靠的是国家伦理目的和“民本”理念；政治清明要靠神圣性来滋养和王道化成；政府的公信力依赖的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力；理想的社会靠的是和谐秩序的建构；美好的制度源于义理和价值的发用。而这一切资源在哪里？在儒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已经不容分辨地证明，儒教兴则民族兴，儒教衰则民族衰。治乱循环，无不与儒教的兴衰相关联。乱世总伴随着“礼崩乐坏”“学绝道丧”，治世都是“儒与守成”的结果。因此，欲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建儒教。正道不行，邪魔歪道就会泛滥；圣人不出，怪力乱神就会猖獗。只有儒教才能收拾天下，收拾人心。只有儒教才能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和资源。 （四）修正现代文明，重开文化方向 全球化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普世化。儒教的崩毁就是西方现代文明“普世”的直接后果。无须讳言，儒教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是一个“失败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关注的仅仅是“失败”本身，并没有深入地去分析了解这种“失败”的原因及其后果，也没有深入思考这种“失败”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认识和面对这种“失败”？对于儒教的“失败”，人们大抵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为“进步”的人们已经给出了这样一个预设：“失败”的就是“没用”的，就是“落后”的，就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应该“抛弃”的。这个“预设”的简单逻辑导致了中国百年来的精神浩劫，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 这就好比一个崇德善良充满智慧不尚暴力的君子遭遇一个强盗，被强盗“打败”了。于是我们便得出结论：这个君子是“没用”的，是“落后”的 “不先进”的，是“没有价值”的，是“该死”的，是没有权利活在这世上的。这个结论的荒唐之处一目了然。这个结论是对人类道德和智慧的否定，是对罪恶的赞美和首肯。我们对待儒教的态度就如同对待这个遭遇强盗的君子的态度。 只要罗列对照一下儒教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结果，就不难明了真相。 儒教有“天下主义”的胸怀，西方有“极端民族利已主义”的诉求；儒教有“家国一体”的关怀，西方有“个人至上主义”的观念；儒教有“以仁为本”的“好生之德”，西方有社会达尔主义的“丛林规则”；儒教倡王道，以道德服人，西方倡霸道，以武力服人；儒教倡导和谐，西方倡导掠夺式发展；儒教倡“民本”（价值诉求），西方倡“民主”（形式诉求）；儒教带来的是平等祥和的礼乐社会和睦邻友好的“国际关系”，西方带给人类社会的是“殖民扩张”、“帝国主义”、“资本掠夺”、“血汗工厂”、“弱肉强食”、“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核子威胁”、“经济杀手”、“世界大战”…… 如果谁能从以上基本价值和历史实存的对照罗列中仍然推导出儒教“落后”“没用”“没价值”“该抛弃”的结论，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这个人肯定不是人！ 西方现代文明有几个重要构件：新教伦理，这是其核心价值；新自由主义，这是其国家意识形态；资本和技术，这是它的物质力量源泉；宪政民主，这是它国内秩序的制度保障；军事暴力和市场，这是它的游戏规则。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重商重利崇尚暴力的文明。客观地说，西方现代文明有它符合人性的一面，有它“实用”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繁荣，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其重视人权、自由的理念和宪政民主制度也是儒教文明及其他非西方文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可资借鉴的资源。但它的偏执，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是不可否认的，是需要进行修正的。否则，人类将最终被西方现代文明带向毁灭的深渊。 儒教文明的义理资源、制度资源和智慧资源恰好是对治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良药，是一剂标本兼治的“中药”。惟有儒教文明才能把人类带出现代化的巨大迷障。修正现代文明，重开人类文化方向，是新儒教的又一重大使命。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同一个星球上，在互不交通的地域上，创生出“相生相克”的两大文明体系，这也许就是一种神恩天德，是天之所以不灭人类也。 孔元二五五八年夏于圣城曲阜 转自：儒学联合论坛（www.yuandao.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