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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与宗教之辨 孙铁骑 儒教之名古已有之，而历史上，儒教又确实与西方宗教鼎足而立，并成为抵御西方宗教进入中国之核心力量。时至当代，儒教已退出历史舞台，西方基督教大举进入中国，并已欲在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于是有人又提出建立儒教组织势在必行[1]。但这里存在歧义，即“儒教”之“教”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所建立之“儒教组织”是学术组织还是宗教组织？几年前曾发生过由李申的《中国儒教史》引发的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大争论[2]，最终官方学术共同体的定位趋向于“儒教是宗教”说。面对基督教的文化“侵略”,陈明近日就曲阜建耶教堂答《南风窗》记者问言要“争取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3]。亦是把儒教确认为宗教，希望以宗教来拯救儒教。这种主张虽然其来有自，言之成理，但在真正“争取儒教的合法宗教地位”之前，有三个前提性问题必须厘清，否则“争取儒教的合法宗教地位”就是个伪命题，不但无法成功，还可能适得其反，最终使儒教成为历史的弃物。这三个前提性问题就是：儒教是宗教吗？儒教能成为宗教吗？宗教能使儒教复兴吗？ 一、儒教是宗教吗 言说“儒教是宗教”的理论前提是先要明白什么是宗教。李申认为：“信仰神祇，是各种宗教共同的特征”，从而其给出的宗教定义是：“我们可以将宗教定义为：借助非现实的力量，或者用非现实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社会现象。”[4]也就是说，宗教是以“信仰神祇”这种“非现实的力量”或“非现实的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社会现象”。而这一定义显然没有抓住宗教的本质，从而存在着内在的逻辑悖论。如果“信仰神祇”是一种“非现实的力量”或“非现实的方式”，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而如果“信仰神祇”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就决不是一种“非现实的力量”或“非现实的方式”，而只能是一种“现实的力量”与“现实的方式”；所以李申不能二者得兼，必舍其一。如果李申是按照马克思无神论的逻辑认为“信仰神祇”是“非现实的力量”与“非现实的方式”，那么他的最终结论就应当是“宗教通过信仰神祇这种非现实的力量与非现实的方式无法真正解决现实问题，或者只能虚假解决现实问题”。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本质，但李申显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最终却给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定义。因为马克思之所以反对宗教，就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宗教是人使自我空虚的行为。”[5]李申的定义与马克思的定义在结论上正好相反，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本质认知。当然，李申也可能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宗旨来定义宗教的。 而马克思对宗教的定义是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的，世界上各大宗教的共同特征并不在于“信仰神祇”与否，而在于其“神祇”信仰的目的与结果是什么。宗教是信仰超越于人类的现实生命之外的，否定人的现实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人格神，尤其基督教的上帝存在更是证明了人的原罪、卑微与丑陋，人永远无法成为神，永远等待上帝的饶恕、恩典与救赎。人生值得追求的一切只能在天堂、来世与彼岸，从而现实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所以在基督教下，人没有崇高感，而只有犯罪感，只要我没有犯罪，我就可以任意而为。如此就可以理解，西方文化因其罪感文化而成为一种“无耻文化”，每个人都有原罪，人生只为赎罪，而非为追求崇高，所以只要没有法律惩罚，我就可以无耻而为，所以西方人只能讲“以法治国”而不能讲“以德治国”。所以宗教的本质不在于其对神祇的信仰，而在于其对神祇的信仰导致了对现实生命存在的否定。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佛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才会产生争议，因为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能成佛，它没有贬低人的生命存在，所以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但另一方面，佛教又认为现实生命的存在皆是幻像，生就是苦，又包含一种对现实生命的否定，所以又有否定生命的宗教性。 以“对现实生命的否定”来定义宗教的本质就可以判定儒教是不是宗教了。儒教信仰天、地、君、亲、师，敬天祭祖，并配有一套完整的礼仪形式，从形式上看类似于宗教。但这套信仰体系及礼仪规范是宗教仪式还是“人文化成”的教化方式呢？这要看这套仪轨是为神服务还是为人服务，是向上提升人还是向下压迫人；为神服务的就是宗教仪轨，为人服务的就是人文化成的教化方式。而儒教的敬天祭祖只是一种“神道设教”，“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6]，设礼作乐，形式是祭祀鬼神，本质上则是为了教化世人，安顿人的现实生命，提升人的现实生命，而不是否定现实生命，所以孔子说“祭如在，不祭如不在”[7]，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8]所以儒教只是悬设了一个神的存在，此神并不是君临于人的现实生命之上，否定人的现实生命之存在，相反，儒教之神明观念是突显人之伟大，人有神明之德而能替天言道、替天行道，从而使人生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与伟大，从而使人生具有无上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对人之现实生命存在的肯定，而且是对人之现实生活的肯定，所以儒教让人过入世的生活。故无论如何，儒教都不具有宗教的本质，儒教不是宗教，儒教之“教”只是“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 至于李申把儒教比附于宗教，如把儒家所敬之天比作宗教之神，把孔子比作宗教之教主，把儒家之礼仪比作宗教仪式，等等，这种比附不值一辨。按如此比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罗素在其名著《西方哲学史》中就把“共产主义”与基督教进行了如下比附： “为了从心理上来理解马克思，我们应该运用下列的辞典： 亚威=辩证唯物主义 救世主=马克思 选民=无产阶级 教会=共产党 耶酥再临=革命 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 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 左边的词汇意味着右边词汇的感情内容。正是这种夙为基督教或犹太人士所熟悉的感情内容使得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9] 按照李申的逻辑，罗素的比附没有问题，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宗教。但这种比附显然是荒谬的，即使共产主义永远无法实现，只能证明它是一种空想，也不能证明它是一种宗教。同样，儒家或称儒教，无论其怎样言说“天、地、神、祖”等内容，都不能证明它是一种宗教。 既然儒教不是宗教，那么儒教能在现代“变成”宗教吗？或者说，我们不管儒教在历史上是不是宗教，我们能不能在现代条件下把儒教变成宗教，发展成宗教呢？在儒教或称儒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能否通过把儒教变成宗教使之重回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甚至重回主流话语系统呢？倡导“儒教是宗教”的人如果不是对传统文化怀有极大的恶意，大概都有这样的善良愿望吧！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二个问题：一个是儒教能变成宗教吗？一个是宗教能拯救儒教吗？下面分别分析。 二、儒教能变成宗教吗 儒教要变成宗教，必须具有变成宗教的内在本质与外在条件，而不是简单以宗教来命名儒教。从信仰对象来说，宗教从来是以彼岸世界之神的存在来拯救此岸世界之人的苦难；而儒教的“天、地、君、亲、师”，以及其“敬天祭祖”的儒教仪轨都没有承诺一个彼岸世界的存在，没有承诺一个彼岸世界之神能够拯救现世的人生，儒教之天直通形上之道，实是“形而上都谓之道”的存在，对人之要求只能是“遵道而贵德”，使人遵天道而行，即为“得道”或“替天行道”。如此之“天与道”需要人以自己的生命去体认，去践行，而不是对象性地去崇拜、去信仰；如此的“天与道”也就无法成为宗教所信仰的彼岸之神。 宗教之神灵只需信其存在而仰视之即为宗教信仰，无论其理论如何繁复，其本质宗旨则实乃最大方便法门，即信仰一对象性神灵之存在而已；而儒教之“天与道”则非对象性存在，何为天？何为道？都需要信仰者切身体悟之过程，非人人可得而信之，故《易·系辞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所以儒教教化天下不是对所有人提出齐一的信仰，也无法达到所有人齐一的信仰，百姓只能是“日用而不知”，无法告诉百姓“天与道”到底是什么。儒教之天道无法变成宗教之神。 从信仰的仪轨来说，宗教虽有固定之宗教仪式与规则，却不过是用来强调彼岸之神的存在，让人更信仰神，纯粹用来服务于神。而儒教没有彼岸之神的存在，故其仪轨并不是让人信仰什么，而是让人领悟自己人之为人的责任，使人更成其为人，而不是服务于神。故如此之仪轨主要体现在人伦日用，撒扫应对之中，即儒家的礼义之道，而“拜天祭祖”等重大仪式不可能经常举行。如此儒教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套象基督教的礼拜之类的宗教仪式系统。 从信仰体系来说更是如此，宗教的信仰体系不过是论证神之存在以及如何信神，如果我心中有神，我可以任意解释《圣经》，甚至可以不看《圣经》，这不影响我作一个基督徒。而儒教之理论体系严格说来并不是一套信仰体系，而是生命之理的本真自在，是古圣先贤对自身生命的切身体悟与领会，如果不去解读、领悟并切身践行儒家经典，就永远无法走进圣人的精神世界，永远无法领悟生命本真的生命之道是什么，而且圣人的生命之道必须化为现实的生命运动才是儒教的最终追求，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0]所以儒家经典是对生命本真之道的解读与对生命实践的指引，需要进入现实的生命体悟与生命运动之中，所以不能把对儒教经典的理解下降到宗教信仰的理论水平上，那不只是对儒教经典的错读，也将是人类理性认知水平的倒退。 所以儒教不具有发展成宗教的内在品质，如果按宗教的样式改造或武装儒教，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但无法使儒教变成宗教，还抹杀了儒教“人文化成”的教化功能。下面再从外在条件看儒教能否发展成宗教。 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是无神论，反对一切宗教，马克思认为神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因为自然安排得不好，所以神才存在的。”[11]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或李申所言的“社会现象”只是社会压迫和不平等的产物，人们无法解释自己的可怜命运，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外在的神，所以马克思不仅批判宗教（他面对的宗教就是基督教），更批判造成了宗教这种现象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当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改变了，宗教得以产生的土壤也就消失了，宗教也就消亡了，所以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2] 由此得出“儒教是宗教”的必然逻辑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是不合理的，因此儒教就“不得不”变成“人民的鸦片”了，而鸦片早晚是要被清除的，当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改变了，宗教就消亡了，那儒教也要面临必然灭亡的命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本来并不是宗教的儒教送入火坑呢？更为现实地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反宗教的，儒教变成了宗教，是否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儒教，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儒家文化就站在了敌对的位置呢？尽管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政府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身内在承诺着消灭宗教的价值取向，所以共产党员是不准信仰任何宗教的，儒教变成了宗教是否就意味着从此共产党员都要与儒家断绝联接呢? 这对本来就处于中国文化边缘地位的儒教是福是祸呢？儒教的传播渠道从来都是学校教育，无论官办学校还是私塾，都要通过长期学习、领悟与践行的系统性养成教育，才能实现其化成天下之功能。而变成宗教的儒教是不是也要退出学校而建立教堂传教吗？不要说教堂如何建、怎么建、谁给建等问题，就是建成儒教的教堂，而教堂那种仪式性的、非系统性的传教活动能完成儒家经典所承诺的生命教育吗？ 怎么思考，把儒教发展成宗教的想法都没有现实性。 三、宗教能拯救儒教吗 现在我们来思考“儒教是宗教”说的最根本问题，假设儒教就是宗教，或即使儒教不是宗教也能够人为将之发展成宗教，那么儒教就能因其宗教身份而得到复兴吗？如果宗教不能使儒教复兴，那么“儒教是宗教”说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宗教信仰的关键是信仰自由，当儒教变成了宗教，也就变成了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宗教信仰的一种，似乎与其他宗教一样具有了平等的地位，在中国当代这种传统文化失语的境遇中似乎是提升了儒教的地位，我们可以“传教”了，可以号召中国人“信教”了，儒教作为一种宗教与其他宗教处在了一种平等竞争的位置，而我们以为这已经是高抬儒教了，儒教已经站起来了。但真是这样吗？举世之宗教没有一种可以独霸天下，征服所有人，其承担的使命也只是拯救个体之人的灵魂，并不是安顿整个的现实人生，所以宗教的先天性缺陷就是它无法独立自足，必须依赖于人生其它的文化样式为辅助才能实现自己之存在。没有宗教的无神论者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也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而只有宗教的人生并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生，甚至是一个糟糕的人生，所以可以说宗教是先天畸形的，只能满足人生的一部分需求，信仰宗教的人生并不能保证是一个没有缺憾的人生。 而儒教本来是一种化成天下的教化之学，贯穿形上与形下，贯通天、地、人为一体，既满足民众超越性的终极信仰需求，又于伦常日用之中化民成俗，礼义安邦，实现由个体到社会的“内圣外王”之道。但儒教一旦“沦落”为宗教也就只能担负灵魂拯救的任务，也就是只留下精神自我拯救的“内圣”之功，而失去传统儒教人文化成的“外王”功能了。而这种失去“外王”的“内圣”之功也就割断了中国人“天人一体”的文化血脉，只有人而没有天，只有私而没有公，从而“内圣”也就不是儒教本原的“内圣”了，只是个体内心一己之私的信仰，从而儒教信仰也真正成为“个人的私事”。而这种内心一己之私的信仰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无形无象的天道来作为信仰对象，一个有形有象的基督或上帝更容易实现这种满足，所以儒教在与其它宗教的竞争中不会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宗教化不但限制了儒教本来的教化功能，而且可能把儒教置于永世不可翻身之地。 再从中国人的文化特质看，中国人自古就没有信仰宗教的传统，各种宗教多被加以功利化利用，中国人信教多是“临时抱佛脚”，只求实用。尽管现在中国的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发展相当迅速，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尤其中国的主流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庞大的教育体系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宗教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只能处于支流地位。而儒教虽已风华不再，却也不该自甘堕落到与宗教为伍，不去“中流激水”而与“细支末流”互争短长。 再从宗教的发展前景看，虽然马克思所说的造成宗教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仍在，决定了宗教不会在短时间内消亡，但尼采早已喊出“上帝死了”，西方的宗教已经失去了其原始信仰的本质，只剩下一个躯壳，西方人只是在形式上信仰着宗教，而上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早已变化了。失去了上帝灵魂的宗教可能更会强化其信仰的形式，从而使宗教在现代文明中还具有很大的声势，但拷问人类的灵魂，真正信仰上帝的人还有多少呢？如果上帝没死，西方人该不会出现“现代性”的信仰危机吧。 怎么思考，宗教都无法拯救儒教。 四、儒者何为 既然儒教不是宗教，儒教又无法变成宗教，尤其是宗教无法拯救儒教，那么儒教如何才能实现复兴？儒者应当如何承担起复兴儒教的责任？这一问题不必当代儒者来回答，孔子在二千年前早已回答了这一问题。 孔子有生之年正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之时，孔子何尝不慨叹“天之将丧斯文也”[13]，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14]，以道自任，为其所当为，却从没有降志而求,所以如果孔子再生于当世，亦行其道而已，“直道而行可也”，决不会与屈颜媚世，降志而与宗教为伍。“儒”乃“人”之“需”，“儒教”即“教”“人”以所“需”；“宗”乃“人”所“崇”，“宗教”即“教”“人”以所“崇”，人所崇者未必是人所需也，故宗教可能远离生命而否定生命，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人使自我空虚的行为”；而且人所崇者“特未定也”，所以宗教信仰的对象从来无法统一。 故当代儒者不必忧心于如何把儒教变为或发展成为宗教，而应当思考使自己如何成为真正的儒者，以自己的儒行教化他人，使他人亦成为儒者，而不是成为一个宗教信仰者，举天下都是真儒再世，儒教就自然复兴了。故真儒者定要反躬自求，孔子之道我承担了多少，孔子之教我践行了多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学绝道丧之时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此学绝道丧的时代没有一个真儒者可以为典范，故当世之儒者只要矢志以求真儒之道，立真儒之志，为真儒之事，何愁儒教不兴？又何惧耶教横行？更何必将儒教下降为宗教而求与其“平等”？与狼共舞并不意味着要成为狼。 [1] 建立儒教组织势在必行（米湾）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724 [2]见孔子2000网站: 《李申文集》、《鞠曦文集》、《韩星文集》、《陈咏明先生遗集》中关于《中国儒教史》的争论文章 http://www.confucius2000.com/ [3] 争取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就曲阜建耶教堂答《南风窗》记者问 http://www.pinghesy.com/ruxuelianhelujinghua/xueshuting/2011/0107/8161.html [4] 什么是宗教以及于儒教有关的争论——《中国儒教论》导论（李申）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56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648页。 [6]《荀子·天论》 [7]《论语·八佾》 [8] [10]《论语·阳货》 [9]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447-44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 [13] 《论语·子罕》 [14] 《论语·宪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