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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情感与信仰 ——科学、儒家与宗教 王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人活在世界上，总会有一些追求。有的求名，有的求利，有的求充实，有的求安逸，等等。所谓人各有志，不能划一。但也可以统一起来，总的说是在求幸福。何为幸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该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但如同人一样，有圣贤智慧、愚顽不肖，差异不可谓不大，却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幸福既然本之于人，也应该有着共同的基础。那么，我们要思考人类的幸福，就应该先盘算一下这个基础。 一、三种问题 要盘算幸福的基础，首先要看看我们面临的问题。人类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面临的问题也是纷繁复杂的。但总起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外乎有三种。 第一种是向我们显现的问题。这种问题向我们显现出来，我们可以观察它、认识它、思考它，最终去解决它。也就是说这种问题在我们的认识和解决能力之内。它或许已经在我们的认识和解决范围之内，或许还在之外。但即使我们暂时没有认识和解决，通过不断的努力，逐渐扩大认识和解决的范围，可以期待有一天它终究会被囊括进来。这种问题，比比皆是。卫星上天，潜艇入海，都是这种问题。例如我现在讲得口渴了，想喝点水，于是伸手去拿桌上的杯子。用物理学的话说，只要我克服杯子的重力做功，我就可以喝上水了。 但是，当我伸手去拿杯子的时候，还有一只手伸了过来，有一个人也想要喝这杯水。这一问题立即就变为我要说的第二种问题了。 第二种问题并不向我们单方地显现，并不是我们单方面有没有能力认识和解决的问题，它还牵涉到本质上并不受我们控制的其他方面的力量。这种问题或许在我们的认识和解决能力之内，或许在之外。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对它产生影响，是认识和解决它的一个重要的、而且必要的因素，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我们不能决定的。也就是说这种问题对于我们而言没有确定性，我们可以影响它，但不能决定它，并不像第一种问题一样，只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总有一天就会得到认识和解决。这样的问题更是普遍，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可以说都是这种问题。正在教育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感受最为深刻的吧。 第三种问题说起来有点无奈。这种问题根本就不向我们显现，完全在我们的认识和解决能力之外，我们的任何朝向它的努力都无法接近它，根本谈不上去影响和解决它了。这种问题仔细想想也是无处不在的，并不比前两种问题为少。死亡本身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它，然而又无法影响和解决它。或许我们可以影响死亡的期限，但根本无法影响到死亡本身。它就像宇宙中的黑洞一样，把我们和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毫不留情地卷了进去。从古到今，只留下一声声苍白的叹息。还记得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感叹到：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弃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而这一句“悲乎”又已经一千七百年了，岂不悲乎！在这种问题上确实是“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再过一千七百年，还是悲乎。 二、三个体系 上面我们盘算了人类面临的三种基本问题，对于这三种问题的处理，就是人类幸福的关键。 无独有偶，人类面临着三种问题，又有三样法宝。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吧。我认为的这三样法宝就是理性、情感与信仰。 1，理性——科学 理性是解决第一种问题的法宝，这一点不言而喻。而将理性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将它理论化、系统化而又具体化的就是科学。科学是理性的结果，又成为其依据。它一方面将理性统摄成一个中规中矩的体系，一方面又将它派生到各个纷繁复杂的具体门类中去。每一个门类都根据共同的理性原则认识和解决着各具特点的一类问题，又将新得到的认识传输到理性中枢，参与人类理性的继续构建。 所以，科学作为人类的一大法宝，是毫无疑问的。它不仅能认识和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还能壮大人类的理性，消除愚昧。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地拜倒在它之下，科学主义也是一种迷信，是对科学的迷信。科学也有它的局限，也有它的范围。而它的范围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它只能解决人类面临的第一种问题。 2，情感——儒家 情感是调理第二种问题的法宝。我们刚才说过，第二种问题是不能单方面解决的，但不是说就没有办法处理它，所以我用了“调理”这个词，调理它的法宝就是情感。 然而，情感正如同第二种问题一样是不能确定的，是很难把握的。随时随地都在产生，随时随地都在泯灭，怎样发挥作用呢？正如理性需要系统化，情感同样需要系统化。就我的知识所知，儒家学说（准确说应该是孔孟之道）就是对情感系统化的典范。 儒家对人的本源情感进行开发、发挥，从形而上的理论领域到形而下的具体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从每个人都会产生的一点“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开始，浚源导流，最终形成一种强大的仁爱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带到具体的领域中，去调理具体问题。 因为这种仁爱精神是从我们本源的真实情感中开发出来的，所以才能源源不断、充沛有力。有些腐儒把孔孟之道的根本局限在具体的礼乐制度上，那完全是本末倒置了。请听孔子自己的一番话：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如果没有从本源情感中开发出来的仁爱，礼乐又有什么意义呢？又如何能真正理解礼乐呢？没有来自本源情感的仁爱，忠、孝、礼、义都是妄谈。开发真正的仁爱，才是孔孟的根本！ 所以，以前有人说“六经皆史”，又有人把儒家经典划入哲学著作，这些都不贴切。还是老百姓的那句话最切近，儒家的经典就应该是“圣贤书”。是教人做圣贤的书，准确地说是开发圣贤的书。人人都有本源的情感，也就都能开发成圣贤，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但人的本源情感是不稳定的，不好把握的，儒家就建构了一个系统去巩固、充实和开发它，并把它贯穿到社会生活中去，侵染出一个礼乐教化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它的道德、礼仪等外在约束都是从人的内部开发出来的，人的行为大多数时候是自我约束的。而不是外在地去规定法律和道德来维持。孔子早就知道了，法律虽然是白纸黑字，但最靠不住。根本上的“法制”带来的只能是“法愈滋而奸愈炽”的恶性循环。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人心，结果是把人心物化了、泯灭了，违法犯罪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新，而不会相反。社会风气也只能越来越乱。所以孔子说：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里的“德”和“礼”不应该理解为外部的规定，那样与“政”与“刑”就没有多大区别了，而是从人的本源情感中开发出来的仁爱精神的自我的外在化。这样社会才会是良性发展的，风气会越来越好，人也逐渐圣贤起来。古人选择了儒家而放弃了法家，道理就在这里。庸俗进化论者总是认为古人处处都不如我们，其实有些地方我们是突飞猛进了，而有些地方我们确实是退后两千多年了。 这样说，现在很多人或许不会相信。那你可以去读读经典啊，认真读了就会有感受。我就在读，我不敢说被开发成了圣贤，但正在开发中。 记得我少年时也很不听话，甚至差一点就误入歧途。有一天早上，我看到我母亲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于是有了“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这个很自然的，那是我的母亲啊。就是这点“恻隐之心”，开发出了我对母亲的爱，逐渐地懂事、听话起来。现在我母亲是逢人说项，都说我懂事，有孝心。她并不知道，就是从那一点开始的。我小时后是读过一些儒家经典的，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起了巩固和开发的作用。但现在再读这些书时，感受就很强烈了。或许这有点像现在电视里天天打的减肥广告吧。其实，要不是需要一个深有感受的例子，我才不好意思把自己来出来说呢。我又不是什么名人，自己夸自己，人家听了不自在。但我除了对自己之外，还有什么切实的感受可言呢？ 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学坏容易学好难”。这句话其实很有问题。在这句话中“学坏”和“学好”是不平等的。这里的“学坏”是人本身的欲望受了不正当的引导，它是本之于人的；而这里的“学好”往往理解为符合外部道德和价值标准的要求，它是受之于物的。一个受之于物，一个本之于人，怎能相提并论呢，当然是学坏容易学好难了。 而儒家的理解是，“学好”也是本之于人的，是从人本源的真实情感中开发出来的。这样，“学好”也是相当容易的。有一句古话，叫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就是“学好”了。古代讲“士农工商”，“士”就是读书人。你看，读书人要“学好”，“三天”就绰绰有余了。因为他在读书啊，更何况是圣贤书呢。 3，信仰——宗教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个法宝。第三个法宝当然是用来对付第三种问题的。但我们前面谈到，第三种问题根本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无法调解，我们如何去对付呢？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这种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彻底放弃掉，把它转嫁给一个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绝对力量，而去追求一种没有任何问题困扰的绝对的存在状态。对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绝对力量的依赖和对绝对的存在状态的向往，就成了坚定的信仰。而将这种信仰系统化、具体化、形象化的结晶，就是宗教。 宗教的本质就在于信仰，而不在于理性，甚至是反对理性的。因为理性要求我们去观察、分析、鉴别、判断进而行动，信仰则要求我们执着地追求和全面地接受，两者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当然，宗教徒对他们信仰的宗教也会有理解，但真正的教徒式的理解是信仰之后的理解，正如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说的那样，“信仰进而理解”。实际上并不能算作理解，只是一种演绎而已。 所以，现在我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宗教既然是依赖于信仰，而不依赖于甚至反对理解，我又如何来把它讲得让大家理解呢？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如果不信仰，也无法感受到这种绝对的力量。我自己都没有感受，又如何来让大家相信我的讲解呢？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释迦牟尼为什么创立佛教的事。那是他还在当太子的时候，他从四个城门出去，分别看到了人生的四种无法摆脱的苦难，那就是生、老、病、死。 人活在世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而不管什么人，他的欲望都是无法完全满足的，不能满足就会产生痛苦，这就是“生”的苦；“老”、“病”、“死”更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痛苦，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延缓“老”、“死”、治好越来越多的具体的“病”，但无法改变它们本身。每个人都会经历或者感受到这些痛苦，实际上无能为力。 显然，释迦牟尼面临的问题正好是我们所谓的第三种问题，而他针对这种问题创立的宗教，难道不是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吗？至于他对付得怎么样？有没有效果？如前所述，这就不是靠我的讲述能理解的了。我们对它只有“信仰进而理解”与“理解因而不信仰”两种态度，根本上不能有第三种态度了。 然而，不幸的是，人类总要面对第三种问题，不对付好这种问题，我们也无法幸福。因此，不论我们信不信仰，信仰和宗教作为人类幸福的第三大法宝是不可否定的。试想，一个真教徒（现在假教徒，所谓文化教徒的很多）和一个唯物主义者，在死亡慢慢地向他们走近的时候，谁的内心是真正幸福的？ 三、三个模式 上面我们盘算了我们面临的三种基本问题，与我们对付这三种问题的三大法宝。我们要想真正地幸福、圆满地幸福，就必须使用好这三大法宝。然而事情远远没有如此简单。 我们必须同时发挥理性、情感与信仰，同时拥有科学、儒家与宗教来对付我们所遇到的三种不同的问题，才能真正地幸福起来。但是这三者似乎又无法兼容，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甚至是冤家对头。理性根本上就要解构信仰，信仰骨子里也不能容忍理性。理性地、科学地信教，实际上是真正瓦解了宗教，我甚至觉得是披着袈裟的屠夫（现在这样的“教徒”不少），根本上并不是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稳定的机械，理性和信仰都时时有可能光顾我们的意识中枢，然而它们能同为我们所用吗？我们能在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迅速地切换思维模式吗？ 不仅每一个人是如此，整个人类历史也是一样。弗雷泽在他的名著《金枝》中为我们展示了人类所经历过的三种模式，即巫术——宗教——科学。弗雷泽同时论证了巫术和科学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两者都认为人本身的努力能产生所希望的结果，不过一个遵循了错误的规则，一个遵循目前看上去正确的规则，科学是对巫术的一次理性的回归。弗雷泽是非常明智的，他的那个时代是科学主义膨胀的时代，然而他没有一味地鞭挞巫术、宗教而吹捧科学，他看到了它们在人类历史中的贡献，看到了它们的意义，也为科学的将来留下了台阶。这本书的意义将永不会泯灭，必将永远存放在人类智慧的书架上。 然而，弗雷泽的知识和眼界是有很大局限的，他不可能看到儒家思想的真正意义，不可能探索到整个东亚在儒家开辟的道路上所走过的历程，不可能看到人类还应该有的另一种有力的模式。所以，我讲到了宗教、儒家和科学三种模式。东亚的历史实在是经历了这三种模式的。 三个体系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中的三种模式了呢？原因就在于，宗教、儒家和科学将信仰、情感和理性发展为三个伟大的体系后，不幸也就随之而来了。既然是一种体系，它就如同一个漩涡一样，要将万事万物都席卷进去，有了包罗万象的野心。它们抢占着每一个领域，企图解决一切问题，于是成就了三种模式。 然而，我们知道，它们各自都是针对着一种问题的，对处理其它两种问题并不内行，实质上是南辕北辙，这也就是问题之所在了。 古代的问题就在于用宗教或儒家的体系去涵盖一切问题，而本应该用理性去解决的问题被掩盖了，人类在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上发展缓慢，人们并不幸福。现代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用科学的体系去解决一切问题，而本应该用情感去调理和信仰去处置的问题被遮蔽了，人类在对内在精神和终极存在的感受和追求上一片空白。一切的价值和道德标准都是来自外部的规定，因而都必然沦丧。社会功利化，人心机械化，人们也是不幸福的。 所以，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我们很难包容这三个体系；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这三个体系又很容易演化为三种单一的模式，也不相包容。难道人类的幸福就只能是梦幻泡影了吗？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在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个设想。这一问题的根源之一就在于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处理问题的根本就要调和这样的对立。而情感恰恰是处在二者之间的，情感既可以理解，又可以感受，还具有调理的特性，或许正可以开发出来调和这样的对立。也就是说处在宗教与科学中间的儒家，或许能够为人类的幸福做出新的贡献。或许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以道中庸”吧。 至于如何调理，这不是我能思考得到的问题。许还需要深入思考理性、情感、信仰，科学、儒家、宗教，这种对立之下一层次的、比之更为本源、为之奠基的问题。 人类要想真正地、圆满地幸福起来，思想家们尤其需要加倍地努力。 2008年9月4日于雅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