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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超越与生存处境的冲突 陈小林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的青年一代虽然已受中国文化的全面开放而引至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洗礼，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在青年人个体的价值观及其心灵超越上，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抗中却似乎有着“四两拨千斤”的能耐。文章试图以在中国文化开放初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青年人的个体价值观及其心灵境界的超越与塑造与其在现实生存处境中的冲突作为考察对象，探究形成这一冲突的根源并提出一定的解决问题的参考意见以供消解在未来社会可能面临的潜在危机。 [关键词]: 中国哲学 传统文化 心灵境界 生存环境 现在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吸纳与融摄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这一转型时期的中国青年人的个体价值观及其心灵超越与现实处境的冲突可以说是尖锐之极。社会普遍的价值评判标准已经在西方文化冲击和社会要素西化机制下形成了权利、自由、民主及个人意志至上的反中国传统模式，直接领受这一标准的青年一代人却又往往在世界实体及世界价值与个体自我的价值观及心灵超越相冲突的夹缝中生存着，现实社会使他们遭遇诸多尴尬，社会的西化机制所导致的心理要求与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交错并织在他们的心灵之中，使他们一方面努力适应与企求（通过利用技术性的操作来减轻和化解西化机制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现实社会的认可，而另一方面又在极力寻求中国文化精神传统所造就的价值观及其所内涵的崇高自由的心灵境界。由此而来导致了青年人普遍的的心理失衡与信仰缺失，给现代中国带来了难以控制的青年偏执症、青年郁闷症、青年妄想症及青年惰怠症，或许还可以说有其它的非社会道德所极力批判的隐形游离于社会价值评判以外的，诸如安乐症等。这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现实中的青年人不得不去认真而妥善地思考这一共同面临的问题，其原因何在？又如何在文化融合中更新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并提升我们的心灵境界来化解这一矛盾呢？ 一、传统价值观与青年个体的心灵境界 在这里需要首先对传统价值观与个体的心灵境界的关系作一个说明，即价值观是心灵境界的基础，谈心灵境界，从其根本意义上讲就是明确的价值观引导下的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相对稳定而又持久的心理状态。所以我们讨论心灵境界就离不开其根源的基点——价值观。心灵超越正是在某种完善的价值观上的心灵境界的提升。 为什么要在“心灵境界”前加上一个“个体”呢？那是因为在当前中国这种各种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时代还不能形成“群体性”的心灵境界。所以也就只能对“个体”的心灵境界作一点思考了。当然也并不能说在具有很多相同文化背景、相同生存环境的青年群体中就不具有一些心灵境界上的群体性的共同性的东西，至少在寻求心灵归宿的最终目标或者说在心灵境界的最高状态上，即达到执着与安宁、自由与和谐的目标与状态上，无疑是趋向一致的。而且在事实上还正是由于在社会各种因素综合的“合力性”的影响之下形成了青年人甚至整个社会相对统一的社会价值观及其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以及相对认同的社会心理意识（之所以说是心理意识，是说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意识倾向，并未明显达到某种境界，或者说是杂乱而无序的忙乱的某种心灵境界，这只是高层而稳定的心灵境界的一个过程而已），才导致了个体与社会的冲突，才导致了个体心灵超越与其现实生存处境的不能融为一体的冲突，这也就使讨论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意识成为可能。 现代中国青年（个体）的价值观及其心灵境界在总体上还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又主要是三大主流文化即儒、释、道三家所追寻的价值观及其所塑造的心灵境界，其中又尤其以儒家为最甚。从概括和抽象的意义上讲，蒙培元先生的关于中国心灵哲学那几个特点的观点可堪借鉴来理解中国人心灵境界的特点，那就是中国人的心灵境界讲究“绝对性、总体性、内向性、功能性、情感意向性及开放性”。[1]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蕴含的心灵境界是讲究从这些方面去追求境界或者追求达到这些方面的境界。在中国哲学中，心灵为绝对主体，它通过“反向内求”来达到对整个宇宙的理解和认识，同时来促进对主体自身的对真善美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和完善。对于蒙先生关于心灵境界的认识与超越及其特征，黄玉顺教授在评价蒙先生的《心灵超越与境界》一书时给予了高度而中肯的评价： 1、确证中国哲学实乃一种“心灵哲学”，心灵与境界问题实为中国哲学的神髓或精神所在。2、指明心灵的最大功能在于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上帝”式的“圣人境界”；境界之不同于认知，尤在于它包含情感因素，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宗教情感等等。]2] 透过蒙先生及黄先生对中国人的心灵境界的特点与中国哲学的特点的认识，我们可以追问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塑造的心灵境界是什么，从《周易》的“天人合一”、孔子的“仁”、孟子的“诚”、老子的“道”、庄子“自由”、郭象的“玄冥之境”、程颢的“万物一体”、朱熹的“心与理一”等等，直至当代新儒家的“天地境界”说，无一不是中国人心灵境界的影射，其实他们正是从不同特点不同侧面阐述了心灵境界的内涵，这正是我们青年人心灵境界的源泉和基础，是传统文化在我们心灵中打下的烙印，这种文化的烙印是难以磨灭的。至少于我们青年个体无论是在于宗教情怀、审美意境、道德关怀或者是在于社会理想，都无不在不懈地追求着安宁与和谐、绝对与超越。无论是在个体的生存理想上还是在社会的发展理想上，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青年个体必然在内心中认可着这些心灵境界，并追求着实现和达到这样一种心灵境界。这也是我们的心灵在超越现实生存处境的目标。 讨论传统文化塑造的心灵境界，是想探讨青年人毕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其心灵超越与其有割裂不开的关联，由于这些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心灵境界具有如此的复杂性与包容性，因而对于其文化后继者的青年们而言，就必然呈现出心灵境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包容性。 二、心灵超越与生存处境冲突的原因 青年人对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心灵境界的追求在面临的现实生存处境中遭遇到了基于普遍社会心理意识的社会价值观及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冲击，社会对于人的价值的评判标准就是金钱、权力、地位，全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急功近利给青年们的心灵超越了带来极大的扭曲。这种心灵超越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表面上体现为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个体价值评判标准与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冲突，而其归根结蒂还在于中西两种文化根基所导致的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由长期以来的强势输出文化转向为弱势的退守文化，甚至是退守亦不得的颓势文化，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和正视的世所共见的事实。这一趋势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力图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到新中国成立为中国文化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的天地为止，经历了几乎一百年的时间，其间西方文化可以说是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作为强势文化，它必然影响和冲击到几代中国人的心灵超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那些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而拒斥外来文化的土生土长的缺乏世界眼光而又恰恰只领受到外来文化侵略性的传统文化守望者们视先前的文化冲击为洪水猛兽，开始走向文化封闭甚至在政治上导致了闭关锁国。（这里想要说明：应该是文化封闭导致的闭关锁国而非闭关锁国导致的文化封闭。）但这种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主体文化的强行复苏与运用，却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好处，相反却导致的是历史的浩劫和灾难。这不得不又一次深深地刺激中国人的心灵。再其后出生的一代人虽然没有感受到前面两次的冲击波，但其父辈们所感受的余悸和震颤时不时地被强行地灌进他们的脑子，而这些新生代们所直接感受的文化信息却是中国文化再一次的真正的大开放——也是浩劫时代的阴影下的中国文化找不到出路之后的真正的萎缩时代——不得不开放了的时期的信息。于是造成了他们的心理意识的分裂与混乱，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退缩造成了他们缺乏了根本性的文化基础,从而缺乏了根本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像是到处漫布的幽灵一般通过整个社会的习俗和各种社会关系来影响这一代人，还有一方面是他们的叛逆与迷惘更多地受到了在声势上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具有了极其明显的以西方文化作底蕴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与我们的现代社会并不完全相融合的心理意识。青年人在骨子里基于对整个社会的美好愿望或个人生活的感受而滋生着追求儒家的“治世”、道家的“无为”及佛家的“成佛”的心灵境界 ，但在现实中又受到了混乱了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而置疑对这一境界的追求的合理性、可能性及其意义。既不能完全脱离原有的文化根基，又不能完全认同或是屈服更不能完全接纳或欣赏当前的社会心理意识及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由此引起青年一代的精神压抑与恐慌。 从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同方式看，中国走的是人文社会发展道路，形成的是基于其上的人文心灵境界；西方走的是技术社会发展道路，形成的是基于其上的技术心灵境界（经济心灵境界）。我们不能评判这两种心灵境界的“真”与“善”，因为这样就加进了我们自身的道德与价值评判标准。就其社会功用来看，西方文化所认同的价值体系或许更为直接有用，重于创造更多的技术而“济世”；而中国文化认同的价值体系则更多地抽象发展人的良知而“安民”。这各为一个价值体系，对于中国青年人而言，屈从于前则茫然，屈从于后则超然，但问题的关键是做选择并不完全在于我们自身，而是被这个社会洪流卷席着拖曳着，身不由己地在心灵上寻求传统文化的慰藉而又在行动上寻求现实生活的意义，这就在客观上造成时而遗忘或是降低自身的心灵追求来迎合现实的社会价值评判，当在现实社会中受到伤害的时候，再转而去领悟老祖宗的那片苦心。在这种两种文化影响、两方面的价值观因素干扰下又俱不能贯彻到底的生存处境之中，使我们总觉得找不到合适的生存理由与生存对策，于是就有了很多的彷徨和无奈。如何解脱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可以说是具有极具现实实践意义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心灵超越与生存处境的融合 提升心灵境界以求心灵境界的超越达到心灵境界与生存处境的完美契合是为解决这一冲突的最佳途经。 蒙老先生在他的《心灵超越与境界》一书中，实则贯穿着这样一条逻辑线索。心灵需要不断地超越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超越是没有层次可分的，而境界则不同。如庶民百姓的心灵境界多在考虑个人生存（衣食住行）的适意度的境界上，而经世济国的伟人们的心灵境界则多是考虑社会和谐度的境界上，这肯定是有差别的。超越是动态的，而境界是相对静态的，两者的关系是只有通过不断地认识境界及认识达到境界的途经，才能通过超越这一认识而达到更高的境界。 中国哲学派别的儒、释、道其实是因为交流、融摄、综合而相互独立，而并非因为其相互批判斗争而相互独立。怎么可能相互融合而独立？这看来矛盾，其实不然，那只是因为表面上它们所研究思考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而形成如此状态的。但凡对于同一个问题用同样的方式去思考，最终还是走向了殊途同归。这可谓是中国哲学之一大特点。例如对人的主体性与绝对性的思考，从最高的哲学意念上看，儒释道都把人的心灵视为“是主宰一切、无所不包、无所不通的绝对主体，因此，赋予心灵以特殊意义和地位。”[3]基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我们在面对自身的心灵境界超越与外在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冲突时，也就不必要采用批判斗争的心态去面对了。这种影响我们的基于西方文化根基上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与我们自身的价值观本身是无法论其优劣的，因为心灵境界的高低是不外露的，无迹无形可寻可考，否则又不叫心灵境界的高绝了，用康德的话来说，可以借用“知性”、“理性”来领会。这种境界与现实的冲突借用西方技术社会的度量法是肯定无法彻底解决的，那就要想到“解铃还需系铃人”、“对症下药，辩证施治”的思想了，就是只能运用中国文化的某种内核——达到心灵境界的原因来解决了。是什么呢？是感性！但不是简单的肤浅的感性，而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感性，我们中国文化称之为“直觉”、“悟性”。但中国哲学重性重情的这种“直觉”、“悟性”，运用和操作却是异常困难，所以也必然要寻求西方哲学中的“理”，进而达到“理”与“性”的合一。如果没有“理”与“性”的合一思考，不光说哲学思维本身达不到超越，连相关的哲学释义学、哲学阐释学也必将无法超越，因为连超越的对象都可能失去了。所以基于“理”的可能和应该，心灵境界的提升也可以尝试通过心理机制按经验步骤或科学步骤的实施来实现，这一过程是无形地在脑海中运转，但却可以通过预设的方案和条理程序来引导心理状态，达到一定平和而有高度的心灵境界。如企业培训所采用的训练员工不怕丢面子的那种一整套的严密的从实践效果上看也比较科学的训练机制。 解决冲突也就是要我们青年人最终能比较客观地、公正地、冷静地看待身边的人、事、物，既能保持有高度的心灵境界，又能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从心理与行为上超脱出来，做到游刃有余，以完成我们青年人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4—17页。 [2]黄玉顺，《心灵境界：中国哲学的超越阐释》，《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2期 [3]同[1]，第4页。 转自：http://cxl9898.bokee.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