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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偲 清代思想家章学诚曾提出极具洞见的“六经皆史”之概念。在他看来，六经不是凭空产生，都是圣王立足政治实践而创制的政典，是理与事、经与史、载道与经世的合一，而不是一些儒者所认为的空谈性命、义理之书。  六经皆史（资料图 图源网络） 尽管章学诚并没有专文阐释“春秋教”，但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春秋》。《春秋》并非形而上的理论著作，而孔子在作《春秋》时力图避免空说道理，而是将他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渗透于242年的历史叙述中，所谓“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是事（历史事实）、文（鲁史记旧文）、义（孔子之微言大义）的统一体，所谓“《春秋》非记事之史也。” 正是因为《春秋》的这一特点，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春秋》时候，也应该准确把握其不离事物而言理这一精神实质。在处理问题时，应立足于实际，直击问题之根本而不应该被空言所迷惑。  应立足于实际（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其实，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表达过这层意思，他在解释《春秋》定犹豫、明是非的诸多益处时，提出：“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就是说，如果不懂得《春秋》之义，即便有一颗善良的心，但由于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找不到合适而恰当方法，这样在面对别人毫无根据的言论和指责时，就会手足无措，进退维谷，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明末不少士人就染上了这种空疏的习气。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他们拿不出整理财政措施和平寇的方略，而只是振振有词要皇帝减税啦，停止诏狱啦，正心诚意啦。这些人做得好的不过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还有一些昨天还义正辞严，第二天就转身投寇。 这在明朝崇祯末年关于迁都的讨论上展现无疑。实际上，如果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和清军入关之前，明朝能够提前布局，迁都南京或者至少将太子派往南京监国，虽未必能中兴明祚，但至少清军下江南就没有这么顺利了。一度崇祯帝接受了派太子到南京监国的主张，经过酝酿后，他默认内阁大臣在朝廷会议上就此提出动议，就在会议要达成共识顺利结束时候，一个官员站了出来指责内阁大臣，说你们这是效仿前朝苟且偷安么？内阁大臣害怕被扣上这顶帽子，就不敢据理力争，此事只好作罢。大家只好困守孤城，坐以待毙。而当初力阻迁都的那个官员，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就摇身一变，投诚了。  保持定力（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就是前面司马迁所说“被之空言而不敢辞”的一个典型案例。《春秋》中也有大量这样的案例，像南蒯就因为自己没有定见，被别人花言巧语忽悠得大败。 与之不同，春秋时期郑国政治家子产就在大而化之的话语面前保持了定力。子产根据郑国豪贵家族众多且不遵守礼制的情况，实行相对严苛的法律，并采取了铸刑书等措施，这种行为遭到了晋国贤人叔向的反对，叔向认为这不符合先王以德治国的初衷，建议子产改弦更张。但子产明白，这是符合郑国国情的做法，就顶着压力坚持了下来，最终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虽千万人吾往矣（资料图 图源网络） 生活中不少人好为人师，喜欢给人出主意。他们言之谆谆，或许出于好心，但往往站在道德或大义的高度，但对客观情况不了解，所提的建议也往往大而化之、似是而非。这时候我们尤其要通达《春秋》之义。学好《春秋》，我们就能立足实际，保持定力，就不容易被种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和空话所困扰，而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也具备择善固执之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