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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偲 《春秋》不单是一个寄托着褒贬、体现着史家不畏强御精神的史书，更是充满着无穷政治智慧的经世之书。 联系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理想，仔细推究《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培育和增强士人和为政者的政治能力是《春秋》的作者之意和重要目的。  增强为政者的政治能力是《春秋》的重要目的（资料图 图源网络） 众所周知，《春秋》这部经典之创作是具有深刻地历史和时代背景的。 进入春秋时代之后，九鼎动摇，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逐渐丧失了对各地诸侯的震慑力。一言以蔽之，“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是孔子所处时代的特征。 改变这种局面、拨乱反治是孔子在外奔波十多年的理想。在此期间，有人诋毁他，有人陷害他，隐士们觉得他多事，弟子中甚至有人认为他迂腐。 在当世无法实现理想，于是孔子将其理想寄望于后来人，退而修《春秋》，从而给后世留下拨乱反正的种子。 后世高度评价了这一事件，孟子称之为：“《春秋》，天子之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经世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是孔子作《春秋》的重要意图（资料图 图源网络） 由上可知，经世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是孔子作《春秋》的一个重要意图。这一点也被后世许多政治家和士人也所注意到。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就注重从《春秋》中汲取治理资源。他们视《春秋》为“经世之大法”和帝王之学，并将之作为经筵日讲（中国古代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目的是向皇帝阐明经义和历史经验以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的重要内容。他们还先后主持编纂《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御纂春秋直解》等书以“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为此乾隆帝还亲自为这些书作序，阐明《春秋》的政治和经世之义。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注重从《春秋》中汲取治国智慧（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在此基础上，乾嘉时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对“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提出了一个带有政治性的解读。 在孔子修《春秋》之前，当世史官已经对赵盾、崔杼等进行了贬斥，而孔子修成《春秋》后也未杜绝后世乱臣贼子出现。换言之，乱臣贼子在很多时候并不惧怕当世和史书的褒贬，曹操不会因祢衡的击鼓骂曹就放弃权力，也不因荀彧“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之劝就会有所收敛，当然也不在意后世史书的褒贬。 他援引司马迁之看法，认为“乱臣贼子惧”是说“《春秋》之法行，而乱臣贼子无所容其身也”的意思。如《春秋》通过历史叙事以阐明“大夫不得专兵权”、“卿不得世袭”、“母弟虽亲，不可使踰其分”等等治国治理之道理和经验。后世人君和君子只要善加汲取，以正己修身、治国平天下，“何乱臣贼子之有！”  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在这个意义上，《春秋穀梁传》的疏解者范宁在评价《春秋》的贡献和意义时指出，“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换言之，《春秋》不单是“定天下之邪正”的史书，也是“成天下之事业”的政治之书。范宁所揭示的正是“《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的这两重含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