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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如说儒》是腾讯网儒学频道、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联手打造的高端文化讲座，学术性思辩性强，非常适宜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精英人士。讲座完全颠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习惯观点，带领听众重新思考近代史，重新审视儒家文化。 主讲人徐晋如为古典文献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国学院教务长，香港孔教学院永远名誉院长。著有文言诗文集《忏慧堂集》，学术专著《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缀石轩论诗杂著》等，是当代儒家诗教的首倡者。 （特别鸣谢：汉字创意设计师霍者先生） 《晋如说儒》第七讲之第三节： 儒家教化教人真正自由  孔子 儒家的教化，跟启蒙的特点恰恰相反。首先，教化它不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运动，它是由上而下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儒家肯定人是有差等的，可以分为圣、哲、贤、士、凡、愚等等——圣人、哲人、贤人、士人、凡庸之人和下愚之辈，有这样的一种差等。 我的老师黄延复先生，他是海内外公认的清华校史研究的第一人，他是今年正月初三去世的。当时我大年三十给他打电话，我说回北京看您，他非常开心，结果我回到北京以后就发高烧，烧了好几天，等到我发烧退了以后我就给黄老师打电话，没想到呢，黄老师就在正月初三那天就去世了。他85岁去世，去世得很快，没有什么痛苦，这也算是他这一辈子积德，他的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归宿。而且呢，我常常觉得，像我老师这样的学者，他虽然去世，但是他的精神却是永恒的。所以我有时候想起来我心里面很悲痛，但是有时候又觉得他始终没有离开我而去。黄延复先生晚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清华四哲”的这样的一个提法。他提到的清华四哲是：梅贻琦，老清华的校长；潘光旦，老清华的教务长，后来做图书馆长；叶企孙，老清华理学院的院长，以及陈寅恪先生。当时因为清华把中央工艺美院给并进去，变成了清华美术学院，所以清华美院就有一个学生非常地敏感，就想创作这样的雕塑，我不知道他后来是否创作完成了，如果他创作完成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术作品。 后来我把这个观点讲给台湾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的社长陈晓林教授，陈晓林教授是台大哲学系的客座教授。晓林先生能够全文背诵《人间词话》，所以他听了以后当时就问，为什么没有王国维？后来我就把这个观点转达给了黄延复老师，那么黄延复老师就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又转给了晓林先生。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国维先生尽管他在学术上是具有很大的开创成就的，但是相对于他所提出来的这四位，可能还是差一点。那么我是认同我老师的这个观点的。 儒家思想是认为人是有圣、哲、贤、士、凡、愚的差等，教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圣人他们树立一个榜样，设立一个标准，让社会上的一般人士都能够以圣人为自己人格的榜样，努力向上，《论语》里面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教化并不相信下愚之性会因为教化而转移，唯上智下愚不移嘛。上智的人不用你教自然会好，下愚之辈你怎么教也是教不好的，所以孔子更加严格地因材施教，对于性情不同、天分不同的学生采取不一样的教育措施。所以大家看，子贡，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天分极高的人，所以他能够听到孔子跟他讲性与天道，子贡感慨说，夫子之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看得到，但是夫子讲性与天道，我们不可以感受得到、不可以听得到。这句话是说孔子没有讲吗？不是的，是因为子贡真的听到了孔子讲，真的觉得这个学问太了不起了，才有这种叹美之词。但是如果说孔子把性与天道的学问，讲给他的那些天分不怎么好的学生，比如说被他骂过的宰我、樊迟，讲给这些人听，这些学生就会像老子所说的，下士闻道则大笑之，他就会觉得老师发神经病啊给我讲这些东西，你讲的这些东西太无聊了，太没有水平了，你怎么能犯这么明显的错误呢？所以孔子是不会跟宰我、跟樊迟这些人去讲性与天道的。 儒家教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教化重视的不是理性，那是什么呢？是性情。启蒙运动假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但是儒家认为人首先是情感的动物。所以儒家的教育，从诗开始，不学诗无以言。所以你现在看现在种种的少儿读经班这种启蒙的私塾，如果不是从教小孩子读诗开始的，一定是骗钱的。理性一定要根源于性情，没有性情作为根本的理性是非常可怕的。纳粹时期，帮着希特勒造杀人的武器那些科学家都是有理性的人，可是他们没有性情。你比如说像很多很多的科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是一个哲学家，还有一些科学家这些人，他们的理性都能够分辨纳粹是非常坏的，但是他们缺乏一种性情上的刚正，最后他们都跟纳粹合作了。今天呢，还有一些学者在为汪精卫辩护，认为汪精卫他是从理性出发，是保护了很多沦陷区的老百姓，使得老百姓死的数量就少了很多。这些学者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理性的前面有一个更高的更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性情，你怎么就能够做得出媚颜事敌的这种事情来呢？所以当时钱钟书曾经在他的一个早期的小说叫《猫》，这个《猫》里面就曾经讽刺过一个人，这个人呢应该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小说里面的人物，天天就在讲中国肯定打不过日本，日本文化就高过中国文化，我们就应该让日本文化来同化中国文化，日本人来同化中国人，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周作人当时在日本人侵占了北平以后，他不走，他呆在北京，他尤有所待。这个时候胡适写了一首诗，说我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梦，我梦见苦雨庵中一老僧，因为传说周作人他前身是一个和尚，是一个和尚投的胎，他的斋号叫苦雨斋，我梦见“苦雨斋中一老僧，飘然一杖南天行（徐晋如按：应为“天南”）。南天之行岂不大辛苦？（徐晋如按：应为“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可是我们的周作人，他相信自己的理性，却没有性情，因为他是一个天性极其凉薄的人，你从周作人的文字当中你可以读得出来，他是一个天性极其凉薄的人。因为他的天性凉薄，所以他没有性情，没有性情，他的理性就是非常可疑的，于是他就留在了北平，做了伪北京大学的校长，当了可耻的汉奸。 作为儒家立德之门的《大学》，这一篇文章里面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你先要修好心，修好性情，你的理性才能够生发出来。所以知止有定，静而后安，这就是性情的涵养工夫。王国维字静安，就是从大学里面来的，因为认为，静安，静而后能安，这是一个国家的维柱，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儒家的学说，它是发端于性命二字。你必须要懂得性命，你才能够懂得儒家。什么是性？性是体。什么是命？命是用。就好像硬件跟软件的一个分别，性是硬件，命是软件，性是上天所给予你的各种禀赋，命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最后所能够达到的成就，你所受到的福报，这叫做命。所以君子永远是敬畏天命的，给信仰要留下一块空间。这种思想其实西方也不是没有，吕迪格·比特纳，他说：“我们不只是理性的产物，也是情感的产物，只有当我们的情感找到合适的对象时，我们才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实在的、有意义的。我们的情感所回应的恰恰就是启蒙所蔑视的那些崇高事物，这也就是为什么对意义和目标的体验依赖于这些事物。”启蒙运动把情感给推翻了，否定了，否定了情感，也否定了情感的终极目的，情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信仰，人生的境界大致可以分成三层楼，第一层呢是一种物质生活，就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第二层是精神生活，追求精神上的愉快知足，很多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作家，也包括很多科学家，都是在第二层；而最高的一层是一种灵魂生活，这个灵魂生活就是信仰。所以启蒙运动的理性作为本质以后，就彻底否定了情感，否定了性情的作用，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潮跟科学主义互为表里，最终导致了我们在二十世纪吃了大亏。 儒家讲，我们要明明德，要新民，要止于至善，这是一种人格养成的路径，或者说台阶。康德说：“人要变成为一个拥有最高的善的人，要遵循内心良知的无上律令。”他说，康德的名言——永恒不变者，在上为星辰，在内为良知。这些观点都是古典主义的观点，康德本人其实他也是一个偏向于古典主义的学者，他很矛盾，他开创了现代学问，但他同时他身上有很多古典的东西，所以他在病得快要死的时候，当医生来看他，他颤巍巍地站起来，表示对这个医生的欢迎，一个基本的礼数，最后说了一句，我们还没忘记人文精神。说这句话，它的背景是什么？因为当时人文精神已经受到了唾弃。所以无论是儒家的这些观点，还是康德的这些告诫，在启蒙运动的干将们，在启蒙运动的这些狂热的青年们的眼中，都是白头宫女的絮叨。没有神圣，没有了敬畏，现代人的灵魂无法安放，现代人的生命无法安置，只知道一刻不停地去追求物质，追求进步。所谓的进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更快地耗用地球的资源嘛，更有效率地耗用地球的资源嘛。所以做了生活的奴隶、物质的奴隶、社会的奴隶，唯独没有自己一颗自由活泼的心。所以宋儒提出了八个字：鸢飞鱼跃，活泼泼地。大家看那个鸢，一种鹰，在天上飞，鱼在水里面跳。这是何等活泼的一种生机？这才是我们人应该追求的一种与自然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才是生命所应该有的一种状态。我的好朋友去琉球，琉球原来是我们中国的附庸嘛。当时明朝的天子就给琉球题了四个字——“活泼泼地”。我那朋友，他史部的功夫和集部的功夫比较好，经部就不太懂，所以他就以为这是明朝的皇帝在调侃、在调笑琉球这么一个蕞尔小国，其实不是，这是用的是“鸢飞鱼跃，活泼泼地”这样的一个典故。 其实呢，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我说过西方古典之学和东方古典之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启蒙运动以前，西方人同样注重情感、性情的教育。摩西·门德尔松，他这样说：“一种语言通过科学而达到启蒙，通过社会交往、诗歌和修辞而达到文化。”所以东西方的古代圣贤，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 腾讯儒学版权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