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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如说儒》是腾讯网儒学频道、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联手打造的高端文化讲座，学术性思辩性强，非常适宜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精英人士。讲座完全颠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习惯观点，带领听众重新思考近代史，重新审视儒家文化。 主讲人徐晋如为古典文献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国学院教务长，香港孔教学院永远名誉院长。著有文言诗文集《忏慧堂集》，学术专著《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缀石轩论诗杂著》等，是当代儒家诗教的首倡者。 （特别鸣谢：汉字创意设计师霍者先生） 《晋如说儒》第七讲之第四节： 二十世纪的灾难之源正是启蒙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从启蒙运动到“最血淋淋的世纪”世纪。 我们要知道，我们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淋淋的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也是多不胜数，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国家对于自己的国民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量的、持续的杀戮。二十世纪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上“最血淋淋的世纪”，杜维明先生认为，这与启蒙脱不开干系。他引用了一位学者彼特·博格的话，他说：“任何人如果说受启蒙影响的现代性是了不得的人类理性的发展，现代化是人类的最大的幸福，我只要一个字就可以反证这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个字就是‘奥斯维辛’，就是纳粹的集中营。最残酷的集体主义和最能够发展人性光辉的个人尊严，都在启蒙之中。”那么彼特·博格的这番话说得非常地沉痛。二十世纪的灾难，它的最大的思想渊源就是来自于启蒙运动，就相信集体的一定高过个人的，所以集体主义造成的极权是远远超越人类历史上以前的所有的残酷的暴君，集体的残暴，集体的暴虐，是个人的暴虐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法国大革命的狂热无理性早就为当时的启蒙主义者所察觉，并且成为了那些相对比较保守、对于启蒙持一种怀疑态度的人的反证”，就是你们看启蒙是多少地不好，“但是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又使得人相信强国富民就是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你要想追求富强，你就必须走启蒙的道路，你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接受工具理性的原则”。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中国的教育就非常地荒谬，比方说我们说要强国富强，我们要科技兴国，于是所有小孩子从小都要学特别艰深、特别可怕的数理化，可是你跟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美国一比，人家大学生学的东西都没有我们的初中生那么地深，那么地艰难。全世界大概除了中国，没有第二个国家把一门外语，一门不是自己国家的语言的语言作为必有课，从小学一直必修到博士。这是认为我们要富强，就必须要改革开放；我们要改革开放，我们就必须要人人去学英语。可真的有用吗？我们看看日本怎么做的。日本人家不是这样要求的，有一个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根本就不懂英语。他们是培养一批非常专业的翻译人才，你西方只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我立刻就给你翻译成日文，所以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跟西方几乎是无缝的，就慢不了几天的，我就马上就会知道你的最新科技成果，那些东西根本不需要普通老百姓都懂的，你浪费了无数人的青春，浪费了无数人的精力，这背后都是启蒙思想。 中国在这种救亡图存的口号之下，也被裹挟进了启蒙的大潮当中去，而且同样被启蒙折腾得五痨七伤、鲜血淋漓。新文化运动提出来了一个词叫“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砸烂牛鬼蛇神，它的一个先声。国民性如何可以改造？性是上天所赋予的东西，你如何可以改造？所以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削足适履”，你买鞋子，鞋子不合脚，正常的人是买一个合脚的鞋子，可是我们的新文化派不是这样，他要让自己的脚给削去皮、削去骨头来配合这个鞋子。 新文化运动以后，实际上从新文化运动以前就已经开始了，1912年的时候国民政府下令取消读经，1924年的时候规定中小学一律教材学白话文。他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从启蒙运动来的，都是讲究有用，他不讲我这个读文言文对于人的性情成长是何等之重要，他只讲我是否有用，觉得说文言文不适合去表达科学的道理，这些人也不想一想，现在你看一看数学里面的很多词，几何、代数哪个不是文言文，难道是白话文？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些人他们中国的东西就没有学透，没有学深。比如胡适，他就认为白话文更适合于抒情达意，文言文不行，那是因为你写不好文言文，你写好了，你学到了桐城派的义理，学到了桐城派的那种笔法，你就知道桐城的散文非常适合叙事、抒情。要讲说理，中国骈文是世界上最擅长说理的文体，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就是用骈体文写的，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考八股文，八股文也是骈体文，为什么用骈体文考试？就是因为骈体文最适合说理，骈体文正说反说，因为它对仗，它两个加起来又有一个新的含义，所以它能够把道理说得特别地透彻。你没有经过这种训练，你当然不懂，但是你没有经过这种训练，是你浅薄无知，你竟然敢于去辱骂、否定我们的文化传统，这样的人是妄人。所以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够继续下去了”这样的一个最高指示，是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以及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黄万盛先生，他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在批评“文革”的同时，却对于新文化运动抱以相当程度的肯定和同情。其实我们只要略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今天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存在一个相当的缺陷，就是在于他们都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无论是西方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古典文化，他们都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接受的是这种新文化运动的教育，他们反对文革，不反对新文化运动，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还是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国民性上，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上，所以我们要削肉还父，剔骨还母。就像哪吒一样，把自己的肉给割下来还给自己的爸爸，把自己的骨头给拆下来，还给自己的妈妈。你想这人不就死了吗？哪吒还可以有一点灵魂，被他的老师放到了莲藕里面，我们中国文化，我们的中华文明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所以当今的这些反对传统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依然继承的是新文化派的思想，依然信奉的是改造国民性的周氏魔咒，以启蒙者的心智去对待文革和新文化运动，必然会认为，文革的产生是中国封建专制思想的总复辟，是新文化运动启蒙不彻底的产物。恰恰相反，恰恰正是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才必然会有文革。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新文化运动的信仰者，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所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文革只出现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中国漫长的五千年的文明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文革。要不然，文革怎么叫史无前例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