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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极其敏感的岁月，埋头学术但不失民族气节的文人因未参加实际抗战，就可能被扣上帽子。而“祸从口出”的梁实秋，原话中其实还有这样的表述：“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然而，我们无法苛求任何人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保持足够冷静和理性的态度。 “这是一本字里行间流淌着感性和真实情感的书。”在“七七事变”70周年之际，中华书局曾推出《乱世浮生：1937－1945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下称《乱世浮生》），该书责编刘树林如是评价。 该书对那段特殊岁月中的文人百态进行了回顾。作者帅彦博士说：“对于笔下的人物，我只是把他们当成生活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讲述他们在一个非常时期的喜怒哀乐，展示他们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矛盾和困惑。” 战争改变了文人对社会、政治的观念 “面临生死，所有人的价值观都会改变。”帅彦说，“战争不仅改变了文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观念。” 写作中，他尽量兼顾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面对政局的动荡乃至生命的不保，他们的爱国热忱和敬业精神都令人感动并为之震撼。  饱含浪漫激情的郭沫若在祖国危难之时，毅然归国投身战斗（资料图 图源网络） 饱含浪漫激情的郭沫若在祖国危难之时，毅然归国投身战斗。作为国民党政治部三厅厅长，他在亦文亦政的道路上走得从容自如。一向敦厚温和的老舍也似乎在抗战中“脱胎换骨”，轰轰烈烈地投身“文协”，一改从前艺术化的文风，用自视为“我的武器、我的资本、我的命”的笔积极宣传抗战。 历史总是容易记住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战争带给人的却是不同的命运与选择。 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对抗战有过理性的思考。归国后，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他却出任驻美大使，“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而一生淡薄名利的梁实秋在抗战爆发后辗转南下却报国无门。主编《中央日报》副刊时又因一句“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惹火“左翼”文人，从此在自我营造的“雅舍”中默默承受战争带来的一切。 在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则相信：坚守岗位、潜心学术是学者应对国难的最好方式。闻一多沉湎于学术难得下楼一次，为此得“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一心埋头国学的陈寅恪在贫病交加中还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而古怪狂傲、不合流俗、我行我素的刘文典虽然连生活都要靠同乡接济，却仍坚持每日上课、著述《庄子补正》，把学术研究当成救国工具。 其实，还有一些名字同样不该被遗忘： 留守上海“孤岛”的郑振铎，披肝沥胆地保存代表民族文化的民族文献； 跟随丈夫辗转迁徙的冰心用她温柔而忧愁的笔调叙述着普通人在苦难面前的哀与愁； “最后的大儒”梁漱溟，一直抱有天真的抗日主张，始终为民族存亡忧心万分。 史上绝无仅有的“文人长征”与西南联大和“文协” 为保存实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战火中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临大决议迁滇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蛰居”象牙塔的不少教授都亲历了这次徒步“长征”，经受了从体力、见识到思想、心态的冲击与洗礼。悲壮的“文人长征”历时六十八天，途经三千余里，史上绝无仅有。 帅彦感慨说：“西南联大的‘岗位意识’和‘自由精神’值得后人孜孜以求。那时的文人大都生活得纯粹、血性、真实，那个丰富多彩、生气淋漓的年代，让人无限遐想。”他甚至假设：“若我身处彼时，最大的可能是像梁实秋那样默默承受战争带给我的一切，做一些文人应当做的事情。” 也是在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然而，“过多陷入政治的纠葛，‘文协’后期成绩并不乐观。”帅彦说。 抗战时，许多优秀作家都自觉将文风转向。抗战爆发后，老舍秉持“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有益于抗战”的准则，致力于鼓词等通俗文艺的写作。其中难免有为“应急”而制的“速成品”，不能不说，这对艺术而言是难以弥补的遗憾。 在那段极其敏感的岁月，埋头学术但不失民族气节的文人因未参加实际抗战，就可能被扣上帽子。而“祸从口出”的梁实秋，原话中其实还有这样的表述：“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然而，我们无法苛求任何人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保持足够冷静和理性的态度。 从“文协”那里，帅彦总结出：“文艺必须离具体的政治远一些。” 知识分子要关注与己无益的事情 “现在的历史过于注重对规律的总结和概括，进而，历史的生动与丰富被遮蔽，个体在历史中的命运被覆盖。”在帅彦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情感，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痛哭、如何欢笑。” 《乱世浮生》中援引了大量文人逸事和掌故传说，“这是一本沟通学术著作与通俗读物的书。”而对于外界的误解，帅彦认为自己并未有意迎合什么，“读者的欣赏趣味并不需要去俯就，我从不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低俗。” 责编刘树林表示，此书“无意与当下知识分子作对比，只求再现当年的文人风骨。”她想让喜欢那个时代的读者了解当时的文人有过怎样的彷徨与选择，至于其他，“读者阅读后自然会产生各自不同的体悟。” 帅彦则坦言：“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过于专注专业领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不够。知识分子要关注与己无益的事情，要为沉默的大多数发言，而不能做‘自了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