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长命 博物馆中陈列古代文明的实物，形态大小殊异的石斧，常常作为新石器时代代表性的工具展出。  鹳衔鱼纹彩陶缸 河南临汝出土的陶缸上，仰韶时期（前5000－3000）人类绘制的鹳鱼石斧图上，艺术化展现了石斧的形象。图像上的石斧，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用黑线条细致地勾勒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器口沿上，有一个类似“厂”字造型的刻符 大汶口文化（前4500－2500）早期的陶器口沿上，有一个类似“厂”字造型的刻符，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厘定为长柄斧的象形。 田野考古挖掘出的石斧实物，以及相关的图像、文字刻符，使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先民所用的器物，并通过数据获悉材质、尺寸、重量等“科学信息”；但我们已无法再创造出基于“斧”而成词的“鬼斧神工”、“大刀阔斧”等词，并深刻体会古人妙手偶得之词背后，由或抽像或具象的“斧”带来的灵感。如何品读实物、图像和刻符这些沉默的“天书”，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体系，进行知识考古，脉寻先民们筚路蓝缕的创新过程，挖掘“斧”所承载的知识体系。  大汶口文化单孔石斧、单孔石铲、石纺轮 以砍砸器和刮削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时代，超稳定的延续了二三百万年；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磨制工具突飞猛进，种类繁多，功能多样；而继承了砍砸及截劈功能的刃部规则石斧的出现与演进，如同时下的计算机一样，不仅仅是工具本身的多样化，更深层次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特点，带来了文明的革新。 “齐”物的标准 无论是“鹳鱼石斧图”，还是大汶口陶器沿上的刻符文字，反应出来“斧”的形制十分稳定。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如同刻符或图画的作者一样，渺不可寻。《周礼·考工记》认为“智者”或“圣人”是古代工具的发明和创造者，“知（智的通假）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作也。”唐宋时人在夏季雨后，能发现形似斧头的石块，表面光滑，形状规则，有着人工打磨过的痕迹，绝非天然的石块。由于无法解释这些石头的来源，人们认为是雷击产生，进而附会为雷公所用楔，美其名曰“雷公斧”。唐代宗年间，还作为贡品呈献皇上。无论是神话色彩的附会，还是形而上学的伟人创物，都是古人的一种揣测与想象而已。发明和创造者的不明，并不影响“斧”形脉络的梳理。运用石器发生学的方法，考古学家们根据出土石器的材质、形态、功用等，梳理出最古老且历史最悠久的石器序列，从最早的砾石砍斫器，到手斧（或大石片砍斫器），再到石斧和石斧的派生物——石钺和石锛等。斧继承了大型砍斫（砍砸）类工具的主要功能，并以此为标准，衍生了具体而微的锛（将小型斧头的刃口方向横过来，并使认刃头部分和柄成锐角相交，便成了锛）、凿（可视作是无柄的斧头）、戊（可视为长刃的斧）；青铜器时代，“斧”形的衍生依然有强大生命力。《周礼·考工记》记载的“斧斤之齐”，除前述的斧、斤、凿、钺外，还有形制大同小异的刀、镰、锄、锸等；出土文物中，青铜铸造的凿形斧，锤形斧，刀形斧等组合工具，具有成长期和转型期的明显特征。斧头之所以为人所青睐，并分类为“斧斤之齐”，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它本身的“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