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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之下的青铜器》节选之三 我们一向认为饮食的自然需求和社会礼俗没有截然的分划，正如王学泰先生所言，“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在人群关系中是最能起亲和作用的形式之一。古代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都离不开饮食。饮食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是加强人与人联系的手段。它可使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产生一种和谐冲融的关系”。但是具体对食器、食具的细节需要，还是有不同的表征的。商周时期是饮食文化的萌芽阶段，“饮食”，如此家常的活动与政治联系甚为紧密。如所谓五礼就是一种“政治”，老子更以烹饪来比喻治国，“治国如烹小鲜”。像《周礼》本是讲西周官制的书，但我们也能够从中大略看出西周宫廷的饮食风尚。当然，是最实质则是《周礼·天官·冢宰》将“膳夫”、“庖人”、“亨人”、“内饔”、“外饔”、“笾人”、“醢人”、“醯人”等等一干负责王族成员日常饮食生活的官员统统归在掌理国务政务、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天官冢宰”的编制之中，司味与司政也是合一的。合一，并不是互相取代。礼用铜器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该时期的饮食风俗，所以我们讨论商周时期饮食的变革，着眼点还是要在商周时期铜器的变化中。郭宝钧先生在《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中，将商周铜器划分三种组合：1、商至西周早期的“重酒”组合，2、西周中期至东周初的“重食”组合，3、春战时期的“钟鸣鼎食”组合。这三种组合的变化恰恰说明了商周饮食风尚的两次革新。 一、以西周早期为界的“重酒”至“重食”的变化 商周铜器的转变，在于“神器”与“人器”的变革。商代青铜器的主用功能是祭祀的道具，而西周青铜器主要是标示身份等级，其礼器功能更多地体现在祭祀之外的朝会、宴享、婚聘、丧葬、约剂等活动中。所以，西周与殷商有别的青铜餐具，不仅表现在食具多于酒具，且十分抽象的花纹替代商代以动物题材为主的繁缛花纹。但是，西周时的饮食更具有礼仪性。与国君进食，更要讲究揖让周旋之礼，必须有一定的程序。通常按共食的礼节，都由主人先祭，客人后祭，如果君赐臣食，臣可以不祭。君以客礼待臣，臣就要祭了，但也得先奉君命，然后才敢祭，上菜以后，侍食的臣子，要代膳宰遍尝各味，然后停下来喝饮料，等国君先开始，才能吃。要是有膳宰代尝饮食，就不必品尝了，等国君开始吃就可以吃，但是吃饭也得啜饮以等候国君惫君请用菜的时候，要先吃近处的菜，请品尝菜肴的时候，就得一一尝一点，然后才能依自己的爱好来选食。凡是想吃远处的东西，必须先由近处的开始，然后才渐及远处的，这样可以避免贪多的嫌疑。而“饮食之中的饮食”则要到了东周以后才予以出现。  曾侯乙墓中随葬品摆设模型  曾侯乙墓铜器出土情况 二、东周以后的“钟鸣鼎食”的日常化宴饮 东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形成诸侯力征的局面。周王也只得默认拥有较强经济、军事实力的诸侯国的地位。在这种隆重的政治氛围下，青铜的应用空前广泛。除了贵族专有的种种礼乐器外，更多的青铜器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其中以青铜食具为大宗。合乎世间使用的器形、更加温暖象形的动物造型，渐趋取代了商、西周崇尚的凝重庄严，甚或狞厉神秘的青铜风尚。这些渐趋“理性化、世间化”的青铜食器反映在东周时人的饮食风俗尚，则是薄“尊祖敬德”，而尚家庭的宴饮。东周时大量出现的关于嫁女陪嫁的许多青铜食具也可见一斑。对于诸侯宴饮的赫赫扬扬的场面，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山王墓、辉县琉璃阁甲墓，固始堆一号墓，曾侯乙墓等这些诸侯墓葬可以想见。仅以曾侯乙墓为例，出土的食具就有大鼎2件、升鼎9件、盖鼎9件、鬲10件、浅盘豆2件、兽形环钮豆1件、甗1件、炉盘1件、簋8件、敦10件、盒2件、匕14件、尊缶2件、大壶2件、禁1件、提链壶2件、鉴缶2件、套尊盘件、1罐1件、勺3件、小口鼎1件、匜鼎1件、盥缶4件、圆鉴2件、盘1件、匜2件、斗2件、纷繁复杂，眼花缭乱，这还不算漆器等其他材质的食具。 综上，随着历史发展，当贵族饮食活动抛开它曾依附的深刻的宗教、制度与观念形态背景而完全融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它的旧的文化意义也就丧失并为新的文化内涵所取代，不过从其所属的文化主体的语言、文献与习俗中，仍能找出历史的陈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