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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文言盛衰初探（一） 文/陈永正 二十世纪初叶，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华大地，其核心是白话文运动，“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号召要彻底打破文言的束缚，以语体文取代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这是一场颠覆性的文化革命，文言遭到前所未有的厄运。 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胡适说：“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百年文言》，陈永正 徐晋如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后来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俞平伯认为，文言作品“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新文学家陈西滢把文言文、古琴等都看成是“已经僵了的化石”，“应该加以扫除的腐朽物”。 新文化人士所持的是极端的二元论：白话与文言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新”与“旧”的对立，“今”与“古”的对立，“俗”与“雅”的对立，“质”与“文”的对立，“进步”与“落后”的对立，“人民群众”与“贵族精英”的对立。 一切“新”的，都是进步的，光明的，有着无穷前景的；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黑暗的，走向衰落死亡的。求变求新，破旧立新，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天经地义的大任。新旧之辨，也成了真伪之辨，美恶之辨，优劣之辨。旧的，必须彻底打倒和消灭。 更严重的是，在那个敏感的时代，文化上的一切论争都被看成是政治斗争，白话与文言之争也就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到最后，“新文艺摧毁古文，新文化打倒礼教”，白话文终于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几乎是全面地取代了文言。 这种激进主义的思潮，近百年来，愈演愈烈，给整个社会文化带来极大的危害。革文言的命，革诗词的命，革国画的命，革京剧的命，革古琴的命，革中医的命，革一切旧文化的命。直到“文革”的狂飙激荡，神州旧物都成了飞灰与瓦砾时，人们才猛然警觉，可是已太迟了。颓圯的殿宇可以翻修，焚毁的典籍可以重印，而世道人心的崩坏却是难以弥补的。 如今，对传统文化鸣鼓而攻的时代已经过去，白话文早已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书面语言，人们再也无须担心文言的“复辟”了。当代学者开始反思，在检讨白话文运动功过的同时，也重新审视文言文的历史意义和存在价值。 文言，源于春秋时期的“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古代贵族士人，均以雅言交际；异域殊俗，亦以雅言互通。雅言，即“正言”，当时华夏民族的典范语言，经典中使用的文言文，也就是这种共同语的书面语。文言是口语的提升，自然要比口语精美得多。 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可以使“言”更充实，有了“文”的“言”，才能书之竹帛，传之久远。文质兼备的文言文，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精英共同选择的最佳的文化载体，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面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言文是一种完善、完美的文体。它是超稳定的，时移代易，文体体系不断演化，各种体裁，各种流派，杂沓纷呈，万变不离其宗，文言文的整体语言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二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恒定的形态。 先秦时的《左传》、《论语》，驯至清末的桐城文字，语汇、文法上都没有太大区别。这种超稳定性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文言文也影响到同属汉文化圈中的周边国家，百十年前，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的官吏文人还可以用文言与中国人笔谈。 文言文，是历史文化的命脉，文学的正宗。梁启超说：“文言文行用已经两千多年，许多精湛的思想，优美的文学作品皆用他来发表。”庄子崇尚自由的精神，儒家以仁义礼乐教化天下的思想，是用文言表达的；绝世风华的唐诗宋词，是用文言创作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朵朵浪花，都是由文言盛载起来的。 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凝聚，文言文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怎能不深深感谢它的恩赐呢？在今天，无论从感情上或现实意义上，都不该逐末忘本，将文言文视为糟粕，弃如敝屣。 首先要思考的是，文言文是否像庸俗社会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旧”的“死”的语言文字。 一切文学艺术形式，包括文言文在内，都是“器”，作为载体，无所谓新旧之分，优劣之别。文学不同科学，艺术不同技术。科技也许需要不断创新，不断进步，而文艺形式，无论新与旧都有其存在价值，绝不能说西洋抽象画要胜过国画，东洋式现代书法要胜过传统书法，歌剧话剧要胜过京剧。 吴芳吉说：“文学只有真伪，没有新旧。”文学的生与死，并不在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而在于它本身的内容与艺术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内容虚伪、艺术拙劣的当然是死文学，甚至称不上是文学。一旦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了帮闲文学、遵命文学，那就如粪上之英，朝生暮萎，真的是死文学了，这与是否文言无关。二千年来，死文学绝大多数早被历史淘汰，能流传下来并为人们所熟知的优秀的文言诗文，历久而长新，至今仍葆有活活泼泼的生命力。 其实，白话文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胡适所说的“白话式或接近白话的文字”也存在千年以上。他那部《白话文学史》即可作明证。古代白话，由于它的粗糙、低俗、始终无法登上文化殿堂，成为文学的主体语言。近百年的白话文，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真正的“白话”，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语体文。 钱基博早就指出，“所谓白话文，只不过是用一种书面语代替另一种书面语。”它既不同于《水浒传》、《三言》、《两拍》、《红楼梦》中的旧白话文体，也不等同于当时的口语。它是为反对传统文言文而制造出来的特殊文体，是现代口语与西式语法及部分文言语词、日式汉字词汇的混合物，经过新文学的努力探索、实践才逐渐成型，直到今天，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白话文才渐趋成熟。白话文学，包括新诗，至今尚未能形成一个新的传统，它所取得整体成就远不足以与文言相比。 正因如此，现代白话文也遭到左翼人士的诟病。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有学者称之为“新文言”，是资产阶级文人制造出来的“死的白话”。他们主张“语言和文字绝对一致”，用“大众语”取代“白话”。多年来，社会上已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共识，以为大众语言源于生活，是最丰富多彩的，而知识分子则语言干瘪，必须向民间学习。其实，凭常识也可以知道，文化程度愈低，思想则愈贫乏，所掌握的词汇量则愈少，语言则愈枯燥无味。 在草根阶层中，即使偶有精彩的语言，往往只属于其中有文化教养的精英分子。语文专家吕叔湘给文言和语体的区别找到一个简单的标准：“能用耳朵听得懂的是语体，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书面语要让所有人真能听懂，恐怕连“大众语”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延续百年，这是一个舍雅求俗、弃精取粗的全过程，如刘再复所说的，“在一百年当中，中国文学作为语言现象，是一个不断俗化、不断把文学语言降低为现实语言的流程”，到了五十年代，“文学的俗化已发展为文学的极端政治化”了。 白话文，本身就承载着不少民间暴力语言，白话文运动，也滋长了语言暴力。当时盛行的“打倒”一词，竟成了数十年来使用频率极高的社会习惯语。当通俗化、粗鄙化到了极端的时候，举世皆以愚贱为荣，以“大老粗”自我标榜，端庄的举止、高雅的谈吐、优美的文辞也成为批判对象，美德遭到践踏，人格日趋卑污，终于出现“砸烂狗头”一类的流氓黑话了。暴力语言挟同着暴力行为，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劫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白话文面临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军事术语和工程技术词汇直接进入生活中，绑架了大众，日常用语也变得粗暴和僵硬。随着经济的勃兴，拜金的教义驱使文化进一步媚俗，流行文化成了主流文化，八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审美觉醒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已荡然无存，大量的垃圾文字如垃圾食品那样滋养着全民。 在网络时代，点击率成了衡文的最高标准，网上流传的文字，低俗化的倾向尤为严重，闹嚷嚷的卑田院式的狂欢，没来由的语言群殴，黄段子、灰段子、黑段子的热击，荧幕充斥着大量的污言秽语，连学者、教授的微博争辩，也粗野得如同泼妇骂街，古人那种即使绝交也口不出恶言的风范，于今再也不复见了。 语言的堕落，也就是文化精神的堕落，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从民间产生的网络语言，自有其草根性的蔓延力量，但当它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并左右其对语言核心价值判断的时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 文言文与白话文，本是二元一体的关系。两者同出一源而并流，共同滋溉着文化的土壤。提倡白话文，本来也不需要废除文言文。梅光迪认为“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最初，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传统文人有过设想，以为可以实行双轨制，即在新闻、科技等领域使用白话文，而文史、艺术等依旧使用文言。 白话适于时俗，文言适于典雅，这也算是一种“得体”。蔡元培曾预言：“我也断定白话派一定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本来，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能客观一点，宽容一点，白话文可占领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等领域，而文史和艺术这小半壁江山，与文言文分享，各司其职，各行其道。 文言与白话，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分了家后还可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同气连枝，合则共荣，离则两损。《庄子？寓言》云：“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何况“本是同根生”的文言与白话呢？ 可惜，事情发展并未如蔡先生设想的那样，文学革命的暴烈行动太彻底了，文言文由主流骤变成小小的支流，逐渐来源枯竭，最后，只剩下一股微弱的洑流，再也流不到地面了。尤其是五十年代后，在中国大陆，文言更惨遭灭顶之灾，甚至连一些本来已进入知识阶层以至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言词汇，也被认为是代表剥削阶级意识的腐朽东西，受到批判和抵制。 近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在网络、段子和各种广告中，文言成语遭到窜改和“恶搞”，真是对语言文字的存心侮弄，连自己的母语都不懂得尊重和爱护的人，还能期盼些什么呢？ 无可讳言，文言也有其局限性，它的语言形式难与现代政治同构，不适合表达科学技术的内容，不可能被所有人了解和接受。它过去不属于大众，今后也不可能属于大众。 如今，它是一种遗产，一个存在。遗产需要继承，存在自有价值。文言文，包括以文言为体的诗词，并不是死文学，它发展的余地虽已不多，而风雅一脉仍须赖以维持不坠。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本文摘自其所主编的《百年文言》前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