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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英德 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在《中国散文通史总序》中，我曾经对“散文何谓”这一问题做过简要分析，最近又有更多的思考，想再做一些补充。  《论语》、《孟子》等被后人称为“诸子散文”（资料图 图源网络）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散文”与“骈文”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如吕祖谦认为：“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甚至统称赋，并从学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认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和赋在内。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传》，后人称为“史传散文”；《论语》《孟子》，后人称为“诸子散文”；即便《礼记》中的诸多篇章，也进入后人的“散文”视野。所以刘熙载说：“《六经》，文之范围也。”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就形成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第四，从中国文学源流变迁来看，对“散文”的认知原本涵容在对“文”的认知之中，而“文”的内涵与外延本身就一直包容广泛，而且变动不居。从先秦至六朝所说的“文”，仅仅以“文字书写”的意义论，大而言之可以指称“文”（或称“文章”“文辞”）与“学”（学术），中而言之可以指称诗、赋、奏、议、论、序等各种“文”（如《文心雕龙》《文选》所谓“文”），小而言之可以指称与“笔”相区别之“文”。从中唐开始，“诗”与“文”成为两相对称的“文类”，“文”才渐渐特指“散文”（包括“古文”与“骈文”）。中国古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包容性与流动性，形成一种相当独特的“泛文学”或“大文学”的体制与观念，而最能鲜明地代表这种体制与观念，并长期延续、至今不变的文学体裁，非散文莫属。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的确难以“正名”。“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中国古代散文的体制、语体、体式无论多么纷繁，多么变动，就其内涵而言，应该有着一脉相承的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借用萧统《文选序》的概括，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觉得，这一概括，虽然模糊，却也实用，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称现当代的散文。至于“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时不同，因体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是文体的特质，其实也是“文学”的特质。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而且不能仅限于集部之文，还应包容经部、史部、子部之文。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