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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求人们努力修为，勉为道德高尚的君子，甚至成圣成贤，其间的取径，则是礼乐人生，外内双修。 经过两千多年的经营，礼成为在方言与风俗之上的一个更高层次，彼此说话可以听不懂，年节习俗可以互歧，但在礼的层面上却能彼此认同，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只有物质享受，而没有道德理性的引领，社会将在迷失中走向毁灭。 如果能将道德大讲堂与礼仪教育紧密结合，社会的气象将为之一新。 中国文化中的礼，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与修身、齐家密切相关，内涵极其丰富。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道德理性：中华礼乐文明之魂》。在我看来，说清楚礼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当代的城市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礼乐文明的缘起 中国人重礼治，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殷商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经济实力空前。王室贵族酒池肉林，夜夜朝歌，尽享腐败糜烂的物质生活，他们崇拜鬼神，自信有天佑神助，无人可以奈何，故为所欲为，施暴万民。然而，牧野一战，殷人的帝国大厦，居然顷刻覆亡。政局变化之快，就连周人也感到震惊！是事出偶然，还是必然？周人应该如何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辙，如何确立可以长治久安的立国之道？在此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周公总结殷人亡国的教训，认为主要原因是纣王“不敬其德”，致使民心尽丧。为此，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的治国纲领，昌明德性，占据道德制高点，用人性化的政策赢得民心。周公从道德高度对贵族下达严禁酗酒、盘桓于田猎、欺侮鳏寡之人等禁令；同时提出敬德、保民、慎罚、孝友等德目。为了将上述理念落实到社会实处，避免流于口号与空谈，周公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周公新政以道德为立国之本，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影响深远。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周公制作之本意，是要“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代礼乐制度，是周人道德觉醒与理性精神的展现，中华礼乐文明的底蕴由此奠定。 礼治是古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周公制礼作乐，昭示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正确方向，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春秋时期，尽管礼乐遭受严重破坏，但社会精英依然坚定地将礼视为不可须臾或离的大经大法，见诸《左传》者甚多，如晋大夫叔向说，“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礼，王之大经也。”礼犹如推行政教的车舆，怠慢于礼，必然导致内乱；鲁大夫孟僖子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喻礼为立身的躯干，无礼则无法立足社会；郑大夫游吉（子大叔）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以礼为“天经”“地义”的同义词。《左传》用“礼也”“非礼也”作为臧否事件人物的最高判词，《左传》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其后，经过孔子的倡导，以及七十子的阐发与弘扬，礼乐文化与儒家性善论，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身目标，以及民生日用融为一体，结构不断完善，所有的礼仪，均被纳入吉、凶、军、宾、嘉五礼的框架之中。同时，学理日趋缜密，并出现了作为礼学理论形态的《仪礼》《周礼》与《礼记》等三部经典，学术与治术兼包，影响深远。 经过千年的熏陶，举国上下形成共识：天地之间有公理，有正气；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之至，天下顺之，失道之至，亲戚叛之；人有良知。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礼又被赋予形而上的色彩，被认为是天地之道在人间的体现。《礼记·礼运》说：“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事，协于分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说，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以象天明，以从四时”，“故能协于天地之性”，所以是“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 东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文明，两者的关键区别究竟何在？梁启超先生说：“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将东西文化归结为“礼”与“法”二字，钱穆先生赞扬梁先生此语，“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数十年后，钱先生在台湾会见美国耶鲁大学邓尔麟教授时又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在中国文化中，礼是理的同义词：“礼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历代有识之士无不高倡礼治。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以礼为尽人皆有的四个善端之一，无礼者谓之非人。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要成为圣人，必须从诵经入手，最终落实在礼上。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将三代以上之治与三代以下之治比较，以前者为治世，后者为乱世，两者得失的关键，在于是否以礼为教。韩愈《原道》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将遵用中国之礼还是夷礼，作为区别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标志。二程深以为然，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程颐说：“学莫大于致知，养心莫大于礼义。”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卷开首便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顾炎武论政，多着眼于风俗人心与教化，“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又说，“礼义，治人之大法。”明万历以后，国势日衰，驯至神州陆沉，他认为关键是“缙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曾国藩说：“葢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又说，“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至此可知，梁启超、钱穆将中国文化的核心归结为礼治，绝非向壁虚造，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 礼的文化意义 礼对于中国文化，产生过怎样的积极意义？值得很好回顾与总结。 首先，礼是人自别于禽兽的标志。人从动物界脱胎而来，这就决定了人身上不可避免地残留着动物的野性，但是，人与动物毕竟存在着本质区别，那么，人应该怎样定义自己？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理由究竟何在？《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孔颖达疏说：“人能有礼，然后可异于禽兽也。”可见，在中国人看来，人是按照礼，也就是理性要求来生活的，而其他动物不能。人有文化自觉，不可与鸟兽同群，通过礼自别于禽兽，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人生第一要义。 其次，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区别。孔子作《春秋》，欲为万世龟鉴。韩愈在他的《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他认为一部《春秋》，讲的无非是严夷夏之别。而夷夏之别则是一个“礼”字。春秋季世，王纲界纽，周边文化相对落后的部族乘机进攻中原，有些诸侯国被蛮风陋俗所化，完全失却中原先进文明的资格，故只配把它当夷狄看待。相反，有些夷狄之邦向慕中原文明，积极效仿，日久天长，已进于中国，则可与中原诸侯同等对待。春秋乱世，本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即“礼”者与“非礼”者谁影响谁的斗争。而历史的进步，是在文明战胜野蛮之后。韩愈之说，深入人心，故中国人始终以本民族高雅、文明的礼仪自豪。 第三，礼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人离不开群体生活，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为了保证社会的有序，需要有成套的合理的规范，在中国文化中，这就是礼。《礼记·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施行道德仁义，不通过礼则无由得成。 第四，礼是修身的主要门径。西方文化以神为中心，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中国文化要求人们努力修为，勉为道德高尚的君子，甚至成圣成贤，其间的取径，则是礼乐人生，外内双修。因此，中国人在童蒙教育阶段，即教以礼，不学礼，无以立。人生是漫长的，但关键之处只有几步，因此从束发开始，每逢人生的转折点，政府都会寓教于礼，通过冠礼、婚礼、相见礼、饮酒礼、射礼、丧礼、祭礼等一系列的“人生礼仪”进行指导，从而在总体上维持了全民族的文明水平。 第五，礼是民族凝聚的核心。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四方发展不平衡，各地风俗更是歧异，对于一个大一统的政府而言，如果没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听之任之，放任自流，不堪想象。经过两千多年的经营，礼成为在方言与风俗之上的一个更高层次，彼此说话可以听不懂，年节习俗可以互歧，但在礼的层面上却能彼此认同，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统一趋势的深层原因。 礼乐文明的现代价值 如今，举国上下都在谈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汇通，这种愿望无疑很好，但是，如果对两大文化没有深入的认识，盲目从事，就是不清醒的，甚至是有害的。 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以神为中心，一切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按照《圣经》的说法，人有原罪，人性本恶，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为此，人要把灵魂交给上帝来管理，自己要天天祈祷，时时忏悔，严重违反教义者，要由法律处置。由于宗教的力量，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教堂与神父的作用，人的灵魂比较容易控制。 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从周公制礼作乐起，民本主义迅速崛起，天意与民意几乎等同，人的自主意识抬头，人性本善，人的灵魂不仅要由自己来管理，而且能管好。礼是把抽象的道德转换到操作层面的不二法门，唯有经由礼，道德才能落实到人的身上，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可见，东西方文化的理念与体系完全不同，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心理也迥然有别。若要全面融合，除非将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而这是大多数国民所无法接受的。就这一点而言，东西方文化的彻底融合几乎没有可能。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固有的礼乐文化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即是否还有现代价值？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传统礼学依然有其生命力，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第一，让道德教育落到实处。近几十年的社会变革证明，物质与精神，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在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层面的需求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正如《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物质享受，而没有道德理性的引领，社会将在迷失中走向毁灭。近年，各地纷纷举办道德大讲堂，恰恰反映了社会对道德的呼唤。但是，道德只有体现在人的身上，对人与社会的进步发生作用，道德才是鲜活的、有价值的，而礼恰恰是把道德转换为可以操作的规范的完整体系。如果能将道德大讲堂与礼仪教育紧密结合，社会的气象将为之一新。 第二，礼导达人们相互尊重。人与人需要相互尊重，只有如此，才有人际的谐和。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尊重，彼此不尊重，是引发冲突、甚至发生悲剧的引子。有感于此，如今许多人在提倡“恭敬心”。恭敬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恭敬心的养成要靠礼。礼的基本精神是尊重对方，《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礼记·曲礼说》：“毋不敬。”礼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前提，并且对对方要抱有敬意。我以恭敬之心善待对方，并且通过肢体动作与语言表达出来，让对方感受到，我希望对方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这就是《礼记》所说的“礼尚往来”。礼之用，和为贵，不推行礼的教育，社会就永远不会和谐。 第三，为社会树立符合道德理性的规范。如今在社会秩序方面出现的种种乱象，包括某些国民出境旅游饱受指责，归根到底是行为“失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失范不是个别的、偶发的，而是群体的、普遍的，由此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形象。这类现象的出现，责任并不都在民众，因为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过具体的行为规范，更没有给予系统的、持久的规范教育。如今，是编写符合中华文化传统的礼仪读本、推行全民礼仪教育、重塑中华民族形象的时候了。 常有人说，如今的社会是快节奏，推行传统礼仪会阻碍经济发展，此说似是而非。中华礼仪始终在日本、韩国普遍而深层地存在，它影响经济发展了吗？没有。相反，他们还由此树立起了富而好礼的形象，此事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当前还有人在“国际化”的名义下推行西方商务礼仪，试图以此全面取代中华传统礼仪。我认为，这是万万不可取的。礼仪是文明民族的重要标志，无论哪个民族，但凡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有本民族的礼仪，只有野蛮民族没有礼仪。中华五千年文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东方礼仪，它甚至远播东亚，推动了朝鲜、日本文明的进程。西方文化中的礼，主要是上流社会的交际手段。中国文化中的礼，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与修身、齐家密切相关，内涵极其丰富。社会在飞速发展，中华礼仪尽管表面凋零，但根荄犹在，它定能完成现代转型，再度发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专门进口西洋礼仪。 作者简介：  彭林（资料图 图源网络） 彭林，1949年10月出生于江苏无锡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宗教与人文高等研究中心学术研究部主任，《中国经学》主编等。 主要从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偏爱经学，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曾专程前往韩国农村考察元代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至今民间犹存的婚礼、享祭、家祭、丧礼、禫祭等古礼。著有《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礼乐人生：成就你的君子风范》《中华传统礼仪概要》《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十五讲》《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中华传统礼仪读本》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