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姓氏图腾 （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而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的共同姓氏。中国上古的姓氏有姬、姜、姒、妫、姚、好等，皆从“女”字旁，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按照现今的观念，姓、氏已经是同一个意思，但在先秦时期，姓、氏却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的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