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的《绘图百家姓》书影（局部） （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又如，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复音姓氏单音化的现象，东汉末年应劭著《风俗通·姓氏》，一共收录了五百多个当时常见姓氏，其中复音姓就有一百五十余个，几乎占了全部姓氏的三分之一；而至北宋初年钱塘儒生编著《百家姓》，同样收录了五百多个当时常见姓氏，复音姓却只有六十个，仅占全部姓氏的十分之一多一点。复音姓转化为单音姓，或是通过连读、失音、弱化、同化、缩读等语言学方法，自然压缩姓氏长度；或是通过人为删减，对多音姓只保留一个音节，无论怎样，都是“经济原则”在起作用，也就是在确保姓氏识别、区分功能的前提下，人们有意无意对语言活动中的力量消耗做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实现能量消耗的最小、最省力。 同时，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