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湖遗址M282出土了一对骨器，发掘者命名为“骨柄”，把它们放在工具类。编号为M282：59和M282：60的骨器，报告是这样描述的：“平面呈梯形，宽端呈圆弧形，靠窄端一半两侧边锯对称缺口四对，两件部位对应，似属同一器的柄部，缺口为扣合绑缚固定所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30页）这说明发掘者已经注意到两件器物可能是从同一骨器分裂而来，不过把两边的缺口解释为“为扣合绑缚固定所刻”。骨片“正面微弧，背面平”，M282：59，长9。68厘米，上端宽1。54厘米，下端宽3。11厘米，厚0。68厘米；M282：60，长9。5厘米，上端宽1。66厘米，下端宽2。9厘米，厚0。68厘米（见图），虽然长宽略有参差，不像是从一个骨管的中间对剖而成，但比较两边的缺口，仍然可以判断，两个骨片是摞在一起契刻而成的，两片骨牌的缺口至少有一部分完全吻合（比如接近宽端的一对）。这样密集而狭小的契刻，很难解释为绑缚的缺口，而很可能是史前人类借贷的信物。 民族学上有不少借贷的例子，比如海南昌江黎族地区，不久以前，还存在这样的风俗。日本人1939年曾对此有过比较详细的调查：“以这样的方式制造出来的对牌，顾名思义要在中间纵向劈开，借方和贷方各持一半。如果借方欠债不还，贷方可以向其出示对牌，催促其偿还债务。如果借方偿还了部分债务，双方都要将对牌的相应部分切掉。债务全部还清之后，双方均废弃对牌。黎族人之间的借贷，大多没有固定的偿还期限，也没有利息。对牌的制作，一般在长老的监督下进行。此时，按照习惯大家要一起喝酒。在调查地，对牌仅用于黎族人之间。但在其他地区，黎族和汉族之间也使用对牌”（冈田谦等著、金山等译：《黎族三峒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11～213页）。这样的对牌，一般用竹管制成，直径在8毫米左右，长度因刻纹的大小、数量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在18厘米以内。竹管的表面用小刀刻上刻纹，纹与纹之间的间隔在3～5毫米，数量和所借银币或牛的数量相同。 云贵地区的彝族也有这样的风俗。他们定期以丑戌日集市，市集以牛街狗街为名并出现了交易借贷，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刻木为信之俗。《滇系》载，黑罗罗“交易称贷无书契，刻木而折之，各藏其半。”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巴莫阿依嫫等：《彝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2～63页）。 解放前，云南红河哈尼族农民给地主交租，按租金多少在木片或竹片上刻缺口，然后一剖为二，地主和农民各执其一。每一缺口代表多少钱数是不一致的。一般是一缺代表一秤（每秤25公斤谷子），有时一缺还代表更大数字。（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见氏著《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贾湖出土骨牌的墓葬，是一个双人合葬墓，墓主人分别是一个35岁和45岁的成年男性。两块骨牌似乎是放在一起出土的，位于墓主甲左侧与膝盖平齐的位置。该墓葬随葬品多达60件，骨器众多，除了骨牌，还出土骨渔镖、骨镞、骨针、骨板、骨料；也出土牙削、牙锥、牙刀、龟甲、石子、石斧、石凿、砺石和陶罐、陶壶等等，是相当富有的。墓主甲身手异处；墓主乙只见半个下颌骨，且出土在甲的胸部，似乎皆不是正常埋葬的墓葬。在这样的墓葬里，随葬着一对可能是借贷信物的骨牌，背后的原因我们很难猜测。但也许正是由于债权人或者借贷人的死亡，导致没有了结的借贷关系也随之消失。最后还把借贷的信物，也放在债权人或者借贷人的墓葬里，把借贷关系也一起埋葬了。 已有学者发现，比贾湖稍晚的江苏金坛三星村等遗址已经出土过类似的更加精致、繁缛的骨牌，说明借贷是史前时期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王鹏：《论三星村遗址出土的板状刻纹骨器》，《文物》2012年9期）；贾湖骨牌的发现，意味着至少在距今八九千年前的贾湖文化时期，借贷就可能已经开始了，不过可能没有海南岛黎族的借贷对牌那样复杂，但推测性质应该是大同小异的。贾湖的骨牌不见得是两面对剖的骨牌，而很可能是把两个大致相当的骨牌，摞在一起契刻完成的；原始雕刻工具的笨拙，造就了刻口的某些错位，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骨牌，都只是掌握在借方或者贷方手里的信物，与之完全对应的另外两个骨牌，并不在这个墓葬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