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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要培养“优雅”的人 腾讯文化：时代总是在发展的，我们现在的教育条件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学的缺失？ 刘梦溪：教育的使命，很重要的是要培养青少年的健全和健康的人格。现在很多青少年性格比较执拗，甚至有点悖拗，这不仅仅是由于青春期的缘故，而是由于成长环境使他感到不舒适，也包括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不得体，使他们产生一定程度的疏离感。性格执拗、悖拗会影响他们的创造力，这是今天的教育大可警惕之处。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标，不能让青少年的成长呈现病态。不仅仅是青少年，现在成年人的精神病态也并不少见。包括知识界、学界，病态的人格也并非绝无仅有。国学教育，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只有中国的东西是好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都不好。如果这样，就成了文化偏执主义，那是很危险的。除了避免商业化，健全人格和健康心性的培育至关重要。  金岳霖认为，只有把“平等”和“优雅”结合起来，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如果要求高一点，还需要培养年轻人的优雅的风度。哲学家金岳霖先生有这个说法，他在文章里明确地讲，年轻人要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且相信这些想法是正确的，这个很重要。他认为只有把“平等”和“优雅”结合起来，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他写道，无论你选择的是什么职业，“温和而庄重的仪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发自内心的愉悦，都是他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这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论者或谓，如今的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已经成为造就“精致个人主义”的温床，则老金先生之论，不知可否使那些“精致”的人精，在哪怕是期待中的优雅秩序面前生出些许愧疚，以恢复文明的本然，以避免让高贵蒙羞，至少认为这是一种不应缺失的期许。 四、国学院应该发挥什么功能？ 腾讯文化：我们现在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国学院，可以在学问方面培养出文史大家吗？ 刘梦溪：真正进入国学领域的专业研究人才不可能很多，应该是比较少的人。在最高经典的道德资源的发用方面，国学属于所有的人，是全民的事情。国学中的什么东西能够跟全体民众联系起来？那就是六经的基本价值伦理，我一再讲诚信、爱敬、知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礼义廉耻、和而不同，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伦理，它们都在六经里面，在《论语》以及后来成为十三经的各种经典里面。这些基本价值伦理，马一浮和熊十力两位大师都认为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精神依据。它自然属于全体民众，是大家的共享资源，当代人的道德建设和精神建构，离不开这些最高的精神原典。  陈丹青油画《清华国学院》：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从左至右）（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但是研究国学这门学问，应该是少数人的事情。因此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现在很多大学都有国学院，然而国学院到底为何而设，追寻的学术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并没有厘定清楚。现在的国学院还是把文史哲三科都包括在内，那你跟大学的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院怎么区分？所以，我以为只有接受马一浮对国学的定义，确定国学是六艺之学，国学院的目标就明确了。当然还应该加上小学，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部分，亦即清儒说的“读书必先识字”。具体说，国学院应该以经学和小学为主，可以分为三部：一个是经学部，一个是小学部，还需要有一个国学教育部。国学教育部主要研究国学怎样与当代教育结合，如何编国学教材，国学怎样进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课堂。经学部和小学部，招的生员不必太多，以培养经学家、文字训诂及音韵学家为目标，造就高级的通儒人才。学成之后，他们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文学家或历史学家，而是经学家、小学家和国学教育家。这些人将来应该成为新时代的国学大师。学制也不应该同于一般的高等院校，应该是六到八年。采取此种学术理念，国学和文史哲现代学术分科就没有矛盾了。申请国学的单独学科门类，可以名正言顺，得到国学院学位办、教育部认可应为期不远。  北京人文大学国学院集体朝圣（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不反对兴办书院，但书院的办法代替不了正规的大学教育。更不可能把所有的大学都办成书院。我这个观点需要讲给教育部，需要讲给所有的大学国学院。如果有全国的国学院的院长会议，我愿意毛遂自荐，前去献言。不过国学教育也应避免钻死胡同，不要一热起来就全身都热了，以为天下学问都在国学，其他都不放在眼里。世界眼光，国际视野，也是断断不可少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宋朝，也不是清代的乾嘉时期，我们生活在世界的中国。因此任何轻视外国文字的学习的想法，都不可取，讲国学最好能懂外文。上一个世纪的大师很多都是既通古今，又贯中西。承继这个传统，今后的年轻人才有可能成长为不让前贤的第一流的人才。 腾讯文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设置国学院培养出来的孩子才能学有所用，该做学问的继续做学问，该去推广国学教育的就去推广，也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刘梦溪：是的，经世致用、学以致用本来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贯的传统，历来如此。但学术本身又不能处处追求实用。既有用又无用，是人文学科的特征。 五、学问本身应该成为目的 腾讯文化：是的，韦伯就倡导学术的独立性，认为学术和政治是不应该联系在一起的。 刘梦溪：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中国学术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个传统总的说是正面的。这个传统还强调，为学者要把做学问跟做人统一起来，这也是学以致用的一个方面。甚至有一个比较绝对的看法，即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如果太次，学问便不可能真正做好。就国学和人文学来讲，我举得这个看法能够成立。当然文章的类型各种各样，有的探讨的是工具理性的问题，不一定都让人家去跟自己的心性连在一起。就学问的本义而言，学术独立比实用更重要。 腾讯文化：做学问是否需要先内化到自己的做人过程之中，然后再去做社会上的其他事情。  学问本身应该成为目的，而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资料图 图源网络） 刘梦溪：也不一定，事实上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但传统学术比较倾向于你刚才所说的，所以强调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理出一个为学修身的次序，意谓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家国天下。隐含的意思，是说读书人需要有一个“位”，有了“位”，譬如在传统社会，你当了宰相，才能堪当治国平天下的大任。什么都不是，一介书生，平什么天下？但学问还没到，修为没做好，“位”也不会有，所以《大学》反复推演这个修身为学的次序，把修身放在前提位置。 我们今天不必把次序的各个阶段完全分开，不能说要先修几年身，然后才能做别的事情。实际上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包含有修身了。正心诚意是道德养成过程，只有和格物致知结合起来，才能使道德修为变成理性自觉。 腾讯文化：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如果像国学这样的学术，除了“为己”之外若不能充分地找到“为人”之用，可能没有办法吸引人才。 刘梦溪：这个没错，但是也有另外的问题。现在许多学科过分强调实用，结果使学术缺少了独立的精神。人文学科应该提倡“为己之学”，孔子讲的，也就是把学问本身当作目的。孔子不满意春秋时期的学风，所以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就是学者不能单纯向学，有学之外的目的，或者是为政治，或者为了其他什么，这样来做学问是做不好的。为己之学则是以学术独立为圣物，执着和兴趣由此而生。学术的创新精神，学术的大创获，必然出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不是被“我执”“他执”“法执”“理障”所困。陈寅恪不是说过么：“无自由之思想，便无优美之文学。” 本文内容已经受访者本人确认（本文系腾讯文化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