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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恕道就是通过这种勉强而行的功夫形成的。他年轻的时候身上有很多毛病，比如好与人辩论、好责人之过，身上充满戾气，甚至一言不合就会与人动手。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九，他和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发生了嫌隙，并肆口漫骂对方，不久后，郑小珊原谅了他，他却还耿耿于怀，显得不近人情。他在日记中对此事进行了反省：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龃龊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之，遑问其它？  礼人以敬（资料图 图源网络） 再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他因为一点小事，就对朋友破口大骂： 饭后，语及小故，予大发忿不可遏，有忘身及亲之忿。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此时绝无忌惮。 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是曾国藩修身的关键时期，他能在日记中把这些问题写下来，就足以证明他对修身问题的重视，及对自身毛病的清醒认识。 恕作为一种为人处世的方法，是和敬相对的，敬是严，恕是宽，中国古人一般是敬恕同修，南宋朱熹说：“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清代王夫之说：“敬以严乎己也，宽以恕乎物也。”曾国藩对敬恕之道非常推崇，他在家书里明确指出：“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一个人若能真正做到，敬持己身，恕待他人，则在 社会上可立可达，也有利于身心健康。 恕是对人宽，主要作用于待人接物，如果对己宽，在自我要求上采用恕道，则是不对的，应该改恕为敬。曾国藩对自我要求进行过反省。他少年的时候就开始抽烟，到北京做官后日益感受到抽烟的坏处，便决定戒烟。为了表示自己戒烟的决心，他曾当众发誓说：“从今永不吸烟！”不过，戒烟的过程是痛苦的，在家能做到不抽烟，但出门在外，别人给他敬烟，在“盛情难却”下，照抽不误。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对自己戒烟经历进行了反省： 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旁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 在他看来，戒烟方面存在自恕的问题，如果在自我要求方面采用恕道，那么天下的事情什么都不要做了。应该改恕为敬，“宜守规敬事”。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对自己在待人接物方面的恕道进行了反省：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发家信，四弟之信三页，语语平实，责我待人不恕，甚为切当。  待人以恕（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曾国藩是家中长子，身在京城的他非常关心老家几位弟弟的学业，每次给家里写信，几乎都要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曾国藩在指导弟弟们学习时，难免过于严苛、过于理想化，弟弟们对他的这种态度也有意见，四弟认为他“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弟弟们的反应，让曾国藩很伤心，也非常警醒，“兄读之不觉汗下”，以后的家信中，他更多设身处地为几位弟弟考虑，更多从他们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教导。 曾国藩中年之后开始领兵打仗，在创办湘军的最初几年，为人还是比较清高，甚至有点愤青，不懂得包容别人的不足和过错，因为看不惯湖南某些地方官的言行，多次上奏折弹劾，这让他得罪了很多人，以至于想在长沙求一个安静的地方都很难，最后不得不带着部队离开长沙。步入46岁之后，曾国藩对自己的人生过往进行了深刻反省，更加注重用恕道来修炼自己的行为，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勿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是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 在这种思想认识的作用下，和同僚部下相处中，曾国藩更懂得宽容他人、谦虚退让、立人达人，这让他赢得了大量的好感和支持，为日后的事业成功奠定了基础。 本文为腾讯儒学频道原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