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文：孔德成 诸位先生： 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先圣孔子的事迹及其学说”。诸位都知道，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及社会伦理道德，都曾提出许多见解和主张，而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后代的影响太大了，它一直是我国思想体系的中枢。数千年来，在上者，其施政方针，都努力于达成孔子的政治理想；在下者，其修身处世，也以孔子的圣人境界为指标。因此，孔子的学说思想是自从两汉以来，便为学者所热烈讨论，且极力推崇发扬光大；其着论立说见诸繁篇累牍的，更是指不胜屈。尤其诸位都是孔孟学会的会员，皆以发扬孔孟思想为职志，对孔孟学说必有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研究，实不庸兄弟在这里饶舌了，兄弟今天所以不揣固陋，敢在诸君面前发为议论的，只是想拿区区管见，就正于诸君而已。  晚年的孔德成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孔子的家世及其生平（略） 二、孔子的学说 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是极其体大思精的，其一贯性是不容割裂的。但是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姑且分为下列数端略论之： （一）正名主义：正名是孔子为矫正时弊的主张，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当时正是齐国陈桓（无宇。陈乞之父，陈恒之祖）以大夫制齐，鲁国昭公为季氏所逐奔齐的时候，所以孔子积极主张君臣要正名定分，为的要恢复旧有的政制，使社会有安定的力量。论语颜渊篇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又孔子在卫国的时候（哀公二年），灵公死，立其孙辄为君，可是他的太子蒯瞆流亡在外，晋国欲纳之为君，辄亦不让，乃形成父子争国的局面。孔子的弟子冉有、子贡想试探老师对于这个时事所探取的态度，便旁敲侧击地去请教孔子。述而篇说：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伯夷、叔齐为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齐；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以非父命不受，叔齐亦不肯立，皆亡。像这样兄弟让国和父子争国，正成强烈对比。孔子既赞成夷齐之让，当然反对蒯辄之争了。但是，子路似乎不明这个意思，因此又和孔子讨论起来。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篇）这不是明明指出蒯、辄二人，既无父子之伦，又乖君臣之义吗？像这样灭伦背义的苟当，孔子避之犹恐不及，怎么会侧身其间呢？所以他特于此际标出“正名主义”来。因为倘使君臣之分不二，父子之伦不明，必是个混淆的世界，那还谈得上政治上轨道，老百姓安居乐业呢？孔子的正名主义，应当是终结于政治目的的。他要人人在名实相合、条理秩然的情况下，兴盛国家，安乐百姓。因之他要扶持那做为鲁国正统，为夫子及列国所承认的执政者鲁君，来削除跋扈的三桓。而当他听到陈恒（成子）弑齐简公的消息时，便郑重其事地沐浴请讨（宪问篇），可见孔子的正名主义是见诸实际行动的。 （二）经济政策：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所以富国富民的理论。孔子是主张人民应当各有其财富的，而对于政府的横征暴敛，则绝对反对。因之，他认为为政首在富民。子路篇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一个国家虽则有了众多的人民，倘不能使人人富足，或是贫富悬殊，以致哀鸿遍野，那么非但不足以言强盛，反而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所以孔子虽仅以“富之”二字言之，但其用意是很深的。冉求为季氏宰，不但不从富民上着想，却反而帮着季氏搜刮老百姓，难怪孔子要勃然大怒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篇）。他对哀公之问，显是根据他老师的主张而作具体的议论。颜渊篇说：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彻”是古时田税的名称，通盘计算，取十分之一的意思。鲁国本来也是行“彻”制的，但自定公十五年初税亩，田税已经十分取二了。所以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真对答得好，而这种以民为本位的思想，后来的孟子及中庸更加发扬光大。我国历来为政者，凡能师其意的，没有不受到社会的令誉及历史的好评。 （三）军事主义：孔子对于军事当然不赞成穷兵黩武，他认为部队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倘以“不教民战”，那么岂不和抛弃老百姓一样吗？战争是不得已的事，但是一旦国家横遭侵略，民族惨受欺凌的时候，人人必要奋起为正义而战。礼记檀弓篇和左传哀公十一年都记载鲁国汪踦的事。当齐兵势凌威逼，鲁人股栗畏缩之际，而汪踦以一童子奋勇当先，虽不幸殉国，但士气为之鼓舞，雪耻之志顿起，终能转败为胜。鲁人感念汪踦之景行，不言可喻，因不欲以“殇礼”来葬他，乃请教于孔子。孔子答得很干脆：“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无殇也，不亦可乎？”因为像这样的节烈之士何妨破例优恤呢？军事是用来保卫国家，以防不测的，所以孔子又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世家）。而子贡问政，孔子便也把“足兵”列为从政的要项之一了。  孔子圣迹图 （四）道德观念：道德修养实在可以说是孔子学说思想的基本要义。因之，孔子在道德方面谈得最多、最仔细；所期待于人们的，也最为殷切。以下且就个人品德、伦理道德两方面加以说明。 在个人品德方面，我们以仁道为基础；在伦理道德方面，我们以孝为根本。我们知道仁是孔子理想上做人为最高准则，“仁者人也”，即是说凡称得上人的，都要具有仁道，而孔子所最称述的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其实也只是君子行仁的极致而已。我们假使仔细体会论语一书的要义，不难发觉，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是他的哲学基础，是统摄诸德，兼容并包的。也就是它可以包括孝（宰我问三年丧──阳货篇）、忠（殷有三仁──微子篇）、智（未智，焉得仁──公冶长篇）、勇（仁者必有勇──宪问篇）、礼（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篇），以及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篇）诸德性的，我们于个人品德修养上假如能做到像孔子期望于颜渊的“克己、复礼”的话，应当是差不多了。因为：“士志于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刚毅、木讷近仁。”“讷于言而敏于行”（子路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像以上这些涵养，都是从克己的工夫着手的。而克己的工夫到家后，必能使自己的视、听、言、动合乎礼节。若人人如此，天下岂有不归仁的吗？此外，我在这里还特别标出来的便是“直道”。“直”就是“内不自欺，外不欺人”的修养，孔子也是屡屡言之的，雍也篇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卫灵公篇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史鱼虽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但死而能以尸谏，其道如矢，故孔子那么赞美他。又公冶长篇说：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醘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微生高素有直名，但孔子却不以为然。因为若以直衡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何必向邻人讨了醋来，再转赠给来讨醋的人呢？像这样便是矫情，以无为有，不免欺人而自欺了。这和“巧言、令色，足恭”的乡愚有什么不同呢？但是“直道”有时也因伦理道德的观念而有所变通的，子路篇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合乎直道，但是父子乃天伦之至高者，人情之至真者，父有隐恶，子必不忍外扬；子有弊私，父亦必为之讳，这是人情之常，出于最基本的纯真之心。若此，父子相隐，便是“直道”了。否则，便是不情，便有沽名钓誉之嫌，反而不合乎人情，所以也就是“不直”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如能像上面所述，大抵是够了。而自身修养好了以后，才能谈得上接人待物的道理。接人待物之道，据我看来，不外“忠、恕”两字而已。朱子说“尽己之谓忠”，也就是诚心诚意的待人，丝毫不存巧诈之机。至于恕，便是所谓“推己及人”了。“推己及人”，说明白些，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者的存心，发为接人待物而已。所以说“忠恕之道”就是孔子所谓的“一贯之道”。“忠”在论语里每和“信”连文，也可见“忠”是包括“信”的。大抵说来，忠是存于内心的诚，信是达于外表的诚，忠信其实就是个“诚”字。卫灵公篇说：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又颜渊篇说：子曰：“主忠信，徙义，崇义也。”此外，孔子还特别强调“信”的重要性。为政篇说：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又颜渊篇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一个人假如中心不诚，食言而肥，那么便像大车无輗，小车无軏那样，是要处处行不通的。信，对个人的重要如此，若以之衡于为政，那么信更是驾乎足食、足兵之上，因为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个不受老百姓信仰的政府而能长治久安的。如此，为政者能不诫慎吗？ 其次谈到伦理道德这一方面。所谓伦理，广义来说，就是人类道德的原理。具体一点说，就是孟子滕文公篇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这五伦关系着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相处的常道。这常道运行不悖，人类才能在安定中求幸福、求进步。关于君臣相处之道，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又学而篇说：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为政篇说：“孝慈则忠”。俗话说：“忠臣必出自孝子”。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一个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必能敬仰其长上，忠爱其国家。这和为政篇的：“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奚其为为政”的意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倘以孝弟为政的话，那么政本人伦，国家的政治必能走上轨道。此外，“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篇上），也都说明了行仁的根本。孔子在论语里，对于人子应如何以孝弟事奉父母，也从各种角度来论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篇）子夏问孝，子曰：“色难。”（为政篇）这都是行孝的一端，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方法。孝，主要在于意诚，意诚则能先意承志，事之以礼，以尽父母之欢，故曰“无违”，故曰“色难”。倘所谓孝仅止于能养，那和饱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中庸的作者便根据孔子孝的观念，推而广之，提出了所谓“大孝”：舜其大孝也与？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这是说舜以孝而自己能够富贵，宗庙以享其祖先，子孙又能以孝保其社稷，那么其孝便不止于其身，而绵衍于万世了。这样就是舜能称作大孝的缘故。窃又以为这或许也是后儒“以孝治天下”之所本吧！以上，可说都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但一件好的事情，如果运用不得其当，不得中道，不能算是完美的行为。不过，想使行为完美，必须树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孔子所说的“礼”。礼，本来是宗教仪式中祀神之事，而儒者原是极重祭祀的。礼，又是社会中最有秩序的行动。推而广之，凡有秩序的事，都可叫礼；而维持这个秩序的，也可叫礼。礼的意义本来甚广（见专篇，民主评论一卷三期），这里我们单就伦理道德方面来说。论语泰伯篇有这样的话：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是说恭、慎、勇、直，本是美德，但不合礼，流弊就出来了。礼，也是孔子政治主张的极致，所以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在礼记中，礼为“节文”之用，使一件事无过与不及之弊；孔子这一节的话，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另外，关于政制、社会规范、宗教的仪节，已详专文，这里不再谈它。 春秋时代以前，一般平民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可是孔子普遍教授生徒，所以各色人等，都成了他的弟子，共有三千人，而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见史记·孔子世家）。这真是创造了中华民族一般庶民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所用以教学的，都是古代的典籍，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述而篇），他是以承先启后为己任的。除了书本的教学外，孔子更注意个人的品德修养，论语上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这四项里面，只有“文”是阅读的，其它三项，都属于品德的修养；虽然要“博文”，却也要“约礼”（颜渊篇）。所以论语上记孔子教授弟子，多和品德有关。就算“学诗”、“学礼”（季氏篇），也不全在文字、历史的研究，而是更注意它的立身、行事方面的启发。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不学礼，无以立”（同上）。至于积极地修养品德，倒不仅是要在社会上作一个好人；最后的目的，是在从政方面的，也就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篇，子夏语）。这从孔子所说的：“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篇），也可以看出来。孔子教学的方法，不但是“因材施教”，而且注重个人的启发。所以弟子同时间问一种学问，而孔子给他们的解答，各有不同。比方说上文所引为政篇论孝，同是问一孝道，可是回答的，就各不同。又如“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同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路篇）。同是问仁，所答又都不同。其它的例子也多半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孔子要因其所问，在问题的范围内，纠正弟子过失的缘故；这正是所谓的“因材施教”。又述而篇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由这段话也可见他也是多么注重个人的启发！ 孔门弟子，对于老师，时时加以赞颂，这是由于心悦诚服，而非故作无谓的颂仰。子罕篇说：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这虽是就孔子教诲诱掖后学来说的，但孔子人格、学识的博大高深，也可看出一个梗概。孟子滕文公篇上说：曾子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这是曾子以江汉、秋阳比孔子，意思是说弟子受业孔门，如濯于江汉，暴于秋阳。而以江汉、秋阳相比，意犹未尽，所以又用盛德之皓皓来相喻。曾子的话，和子贡赞颂孔子类似；论语子张篇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日月，是比拟孔子的。孔子一生最佩服的古来中国的君主是尧舜，可是弟子们有的觉得老师比尧舜还要高些。孟子公孙丑篇上，载着宰我的话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更进一步，子贡和有若，不但认为孔子贤于尧舜，并且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过像孔子这类的人物：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孙丑篇上）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同上）子贡的见解，虽是着眼于知的方面，与颜渊不同，但景仰敬佩之情却是一样的。宰我、子贡、有若三个人对老师的赞颂，据孟子说，是有他们的客观立场的。孟子说：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孟子公孙丑篇上）我想孟子这个批评，大致是可靠的，这也是从汉代以后，以孔子为神的观念的起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