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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对捐纳的危害也是了解的，所以，清朝后来的统治者也几次颁布禁令，禁止买官卖官。但是，禁令发布没多久，很多地方官员就跳出来表示反对，因为这时的捐纳已经成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所以，每次禁令都无疾而终。某种角度上说，捐纳制度实际上是把官职商品化了，让它成为可以公开买卖的商品，大家竞价，价高者得。如此一来，选官制度就遭到了巨大破坏，有权有势之人可以不通过科考来谋取功名，即使是地痞流氓也可以混入官僚集体，整个官僚集体几乎成了菜市场，吏治能不败坏吗？ 当国家通过这种形式出售官职时，实际上把政府的尊严也一并卖掉了。官员们对国家和政府也不再那么忠心，他们没有太多的道德约束，做官也没有丝毫的责任感，一切的目的就是金钱至上。国家卖官是为了钱，官员买官也是为了钱，而当国家和官员都赚到钱的时候，最终埋单的只能是劳苦大众！ 就是这样一项败坏吏治的弊政，雍正在十三年的反腐生涯中，从未涉及，也从未禁止，在如火如荼的捐纳现象面前，雍正选择了暂时性地失明。然而，捐纳制度是吏治败坏的根源之一，不对捐纳进行改革的话，任何形式的吏治改革都会徒劳无功。 第五，监察机制的缺失。我们现在知道，腐败产生的根源是权力的不受节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滥用权力时，他必将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而在清朝，能对权力起到监督作用的监察机制是缺失的。 根据清朝的法律规定，清代最高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地方上的监察工作则由各省督抚承担。这些监察机构负责对朝廷和地方大员的日常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由监察机构弹劾检举出来的贪官污吏却寥寥无几，大部分贪官的落马是自行败落或出于一些偶然因素而被发现的。而且，不仅监察机构不给力，一些监察官员还产生了贪腐行为。  清世宗 雍正（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事实上，清朝的监察机构并非独立部门，它主要是为皇权服务，是天子的耳目。这种定位就造成监察机构的监察力度大大弱化，很难起到应有的监察作用。同时，在监察官员内部还存在满汉之分——主要分为汉科道官和满科道官。从表面上看，汉科道官和满科道官是平等的，可以相互制约的，但实际上，汉科道官的地位明显不如满科道官，这就导致监察人员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矛盾。汉科道官能力较强，但被压制，满科道官能力差，却占据高位，这也大大削弱了监察机构的监察作用。 监察机制的缺失，必然会使官员的贪污更加肆无忌惮，但是，雍正对此又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样一来，清朝政府根本无法对贪官污吏形成足够的威慑力，这也是雍正时期，尽管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贪官依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当然，雍正反腐的失败绝不仅仅是以上几点原因造成的，从根本上说，雍正反腐的失败是由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决定的。 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君主是国家的最高主宰，君主的意志凌驾于一切法律和机构之上。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封建专制体制就是人治，于是，君主的品性和性格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走向和政治决策。 所以，雍正反腐工作即使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一旦皇位易主，这些或积极或消极的政策能够继续实施下去，全看下一位继任者的品性和态度。如果你对历史足够熟悉，你就会知道正是由于乾隆对雍正新政的逆反，以及乾隆性格上的重大缺陷，才导致了雍正反腐的失败。这些内容在下一节中有详细叙述，这里先不提。 另外，君主专制制度的另一大恶果，就是君主的任何行为都是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的，这样一来，雍正的反腐工作不过是维护皇权统治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雍正之所以反腐，就是认为官场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他的皇权统治，但换了乾隆，它不认为贪腐对皇权的威胁有如此严重，所以他自然不会再将反腐政府大力推行下去。 如果我们联系当下的话，雍正的反腐工作还是给我们今人提供了许多启示的，我总结了如下三点： 第一，反腐不能浅尝辄止。不能总是在浅水区，必须要深入进去，无论是力度还是广度上，反腐必须要狠，不能犹豫不决，更不能姑息纵容。 第二，建立健全人才选拔制度。只有保证官员的政治素质，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个人腐败的可能。 第三，注重法治，杜绝人治。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治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将权力锁进笼子里去，这才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