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淹像 文坛素有“江郎才尽”之说，所谓江郎，指的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公元444～505年）。《南史·江淹传》说他历仕宋、齐、梁三朝，仕途颇为顺畅，直至封侯而终。在他逝世后，梁武帝亲自参加追悼会，穿上素服为他志哀。不过，作为词赋大家，他却“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令人扼腕叹息。原因是据说他从宣城太守任上罢归的时候，曾夜宿冶亭，梦到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对他说：“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江淹便从怀中掏出一支五色笔交还给他，此后便再也写不出华美的文章，时人谓之“才尽”。 这当然属于孔夫子所谓“怪力乱神”一类的传说，不足为信。不过，从留存于世的词赋诗文来看，江淹晚年确实少有佳作，说其“才尽”似乎并不为过。后世人对此多有探讨，比如清人姚鼐认为他并非才尽，而是后期“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明人张溥说他遇到了自认为“天下文章我第一”的梁武帝，“不敢以文凌主”，不得不藏拙；还有人认为，当时文坛流行过分讲究形式的“永明体”，他对此颇为不屑，因此后期创作较少，被人误认为“才尽”。 确实，人们很难想象，一个自幼孤贫，“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的博学善文之士，仅仅做了一个梦，就无缘无故地本事用尽，成为一名毫无才气可言的笨伯。所以，说江淹由于公务缠身、老成藏拙、不慕时尚而“才尽”，都是大有道理的。不过，后人因此将其归入贪慕权势、官运亨通、养尊处优从而荒废学业、才思枯竭的一类，加以奚落和嘲讽，则是很不厚道、很不公道的。 江淹的仕途总体上确实比较顺畅。从20岁起，他就在刘宋王朝的几个藩王身边充任幕僚；萧齐王朝建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御史中丞等职；梁武帝萧衍起兵建梁，他率先微服归降，历任秘书监、司徒左长史、吏部尚书、相国右长史、散骑常侍、左卫将军等职，最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不过，进入仕途并非一个人的原罪。我们知道，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诗词歌赋从来都是士之末技，进入官场以天下为己任，才是知识分子的正道。江淹自不例外，这一点，不可以现代人的眼光予以苛求。况且，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江淹虽然在官场上显得比较老练，但显然不是钻营苟且的“官油子”、“官痞子”一类，而是颇具人文情怀和管理才干的能臣。他为官清正、不避权贵，在担任齐御史中丞的时候，曾一口气参倒中书令谢朏、前益州刺史刘悛等一批庸官、贪官，史称“内外肃然。”当时还在为相的齐明帝萧鸾称赞他“公事不妄行”、“宽猛能折衷”，“足以震肃百僚也。”还感叹说：“自宋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梁书·江淹传》） 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在官场上殚精竭虑，兼为官场潜规则所束缚，自然会影响到江淹在文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自然令人惋惜，不过，惋惜之余，又不能不令人产生某种敬意。 我们知道，当代社会里，“学而优则仕”依然有着不小的市场，不少在学术领域取得一些建树的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专攻的术业，或心急火燎、或半推半就地进入官场。可奇怪的是，这些人不仅没有因为繁杂的公务而耽误了原先的业务，身为专家学者的名声反而较前更盛，有的甚至成为“两院”院士。恐怕并非是当官真的能激发他们的学术创造，而是高高在上的官位为他们攫取更多的利益创造了条件。 相比较之下，江淹就显得过分的“死脑筋”，不知善用资源为自己搭建逐利的平台。如果他也像当今“学者官员”那样，利用职务之便，将课题、经费、评估权力牢牢控制在手里，再网罗一些青年才俊为其卖命打拼，又何愁不能坐享其成、“江郎‘才进’”？如果他也像当今“马屁官员”那样，发表论文时将领导的名字署在前头，将自己的才华与成果当成取悦上司的贡品，又何愁担上“以文凌主”的嫌疑？如果他也像当今“时尚官员”那样，与时俱进，领导喜欢什么词儿就改唱什么调，又何愁不能雄文迭出、著述等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江郎才尽”虽然让文学史上少了些许绚丽的色彩，但世上却因此多了一个活得颇为坦荡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