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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光绪三十一年，学部成立，将女学纳入职掌。三十三年，增定了《女子师范章程》及《女子小学章程》，首次将音乐一科列入课程。 在《女子小学章程》里，音乐列为“随意科”，可以“斟酌加入”。《女子师范章程》则不然，音乐课首次列为正式课程，并载明授课时数为“一、二年每周一小时，三、四年每周二小时”。 这是近代中国在政府主导之下，有系统的音乐教育的开端。《章程》规定“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切于伦长日用有裨于风教者，俾足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亦延续了乐教的思路。 然而，具体教法改变了。授课程度明白记载了单音歌、复音歌的教学，以及表谱的使用。表示官方已经接受了西化的音乐教育内容。 这种延续儒家礼乐教化思想而又有新时代改变印记者，并不只清政府及上层士大夫这一面在做。例如有个秦腔班子“易俗社”，就显示了大众戏曲社团走这个路子的，在民初二三十年间其实甚为普遍。 易俗社，李侗轩、范紫东、孙仁玉等1912年8月创办于西安，以“移风易俗，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按科班制招收学生。首先对剧本进行改革，不演迷信和淫荡猥亵、伤风败俗的戏。剧本多属自编，大、小五百余种。如《颐和园》《双锦衣》《三滴血》《金莲痛史》《柜中缘》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从国外归来在中学教音乐的沉心工（1903年回国任教）、李叔同（1910年回国任教）等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这就才出现“学堂乐歌”。 起初多是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后来或用民间小曲填词，或新创作的。其内容或要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或宣传破除迷信、妇女解放，或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宣传民主和提倡科学文化思想。 随著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的歌曲、演唱形式、钢琴、风琴、小提琴等乐器、新的记谱法——五线谱和简谱、西洋音乐的基本乐理等皆由学堂传授而逐渐扩及于社会，影响深远。著作有沉心工编《学校唱歌集》（1904）、曾志忞编《教育唱歌集》（1904）、辛汉编《唱歌教科书》（1906）等。著名的歌曲有《中国男儿》《何日醒》《男儿第一志气高》（又名《体操——兵操》）《黄河》《革命军》《祖国歌》《送别》《春游》《苏武牧羊》《木兰辞》等。 事实上这也仍是乐教，有更多社会意识内容及道德指向性，只不过与清朝政府提倡的乐教大不相同罢了。 清政府主张的歌诗雅乐，民间传统戏曲界的教化观，内涵是传统儒家式的伦理价值。学堂乐歌、美育所宣扬的，则是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冲击后的回应。 回应的内涵，一是对现代性的追求，如科学、民主、民族国家的建立等；二是对现代性之反省。如蔡元培所说“以美育代宗教”，讲的就是现代人在人天破裂、远离上帝之后，价值当如何归止的问题。美育便因此被拿来做为救赎之用。同理，西方现代社会之扩张，我国深受伤害，因此音乐也应用来救赎，挽救国族之沉沦。 这时，他们对现代性，乃是既迎又拒的。接受著西方音乐之全部体系，而又想在此中找到民族的地位。其方法与态度，可以国乐改进社为代表。 国乐改进社，1927年由刘天华和郑颖荪、吴伯超、曹安和等三十五人发起；成立于北京。以改进国乐并谋其普及为宗旨。提出“借助西乐，研究国乐”（《国乐改进社成立》发刊词），“—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条新路来”（《国乐改进社缘起》）。 社员中部分为干事社员，从干事社员中选出执行委员会领导全社活动。执行委员会设总务、文书等股。刘天华任总务主任，负责总管全社日常事务。又聘蔡元培、萧友梅等为名誉社员。对收集、整理、研究和发展民族音乐曾有较大的计画和设想，如建立图书馆、博物馆，“创设学校，组织研究所”等。其实际活动为：（l）演出。如1928年1月12日在北京饭店举行音乐会，演出古琴、琵琶、二胡独奏、合奏等，是“五四”以来较早的重要的—次以民族乐器为主的专场音乐会。此后还举行过多次演出。（2）编印会刊《音乐杂志》。 国乐改进社以外，基本上用西乐，可是兼收改编民间曲调者，指不胜屈，其原理均应由我所说的这个脉络看。 与此相桴应的是美育思想。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事实上即是乐教说的现代版。提出后，哲学界、宗教界评价不高，附和者少，音乐界却十分响应。 1919年由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在上海发起，联络各地艺术教师组成中华美育会。先后有京、津、宁、沪及全国十多个省的许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艺术学科教师参加。分责任会员（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刘海粟、欧阳予倩等三十人）和普通会员（一百二十余人）两种。利用暑期为中、小学音乐教师开设图画音乐讲习会等。出版会刊《美育》杂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