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凌俊峰 司马光历时十九年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不可多得的一大瑰宝。因为这一伟大的成就，司马光与司马迁被并称为“史学两司马”，阅读了此书的宋神宗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给此书起了《资治通鉴》的名字。这样的一部书，本来就是编给皇帝与高级官员看的，其目的就是帮助这些人获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影响现实政治。阅读《通鉴》，能懂得修身之道，也能懂用人之道。他笔下的历史以“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故事开始，在这里他详细的介绍了原本实力最强的智伯自恃实力为晋国大夫中的最强者，向同为晋国大夫的韩、赵、魏三家无止尽的索求土地并发兵攻打了拒绝献土的赵，却引起三家的共同反抗而最终灭亡的故事。强者失败，弱者逆袭，相信读者们会问一句“为什么？”  司马光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司马光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他认为智伯是因为没有德行、胡作非为而最终致败，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件事的教训是：一个人的德行比才能更重要，这是司马光总结出的选材原则。一个没有德行却拥有才能的人，会不由自主的作恶，危害周围的人与社会、最终害到自己，作茧自缚。这样的道理不但适合于国家，我相信也适合于今天的各种单位、公司、社会团体。当人们失去了高尚的动机时，就不再有奉献的精神同的利益点失去的时候，也正是它的解散之日。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悲惨故事还少吗？ 以德为先，德本才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传统，相信读者们对这一点并不陌生。当然，读者难免会将将司马光的话当作一种空谈与说教，从而轻轻带过，不予重视。的确，今天的人们不缺少各种空洞的道德说教——这些东西不都是到处都有，已经缺少了说服力的吗？道德若若被袖手空谈，的确没有说服力，甚至会显得迂腐而令人生厌。而德行的真正力量在于力行者给人们的感召。魏征给唐太宗上疏说：“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知行合一的道德，才真正鲜活、能感动人。司马光显然是一个把道德当信仰的人。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应该清楚，宋代极其优待士大夫，为官者不但受到朝廷与社会的礼遇，待遇也相当丰厚。而司马光贵为朝廷重臣，生活却格外简朴。他将工资的多半拿出来捐助给穷人、供给政府开支了，衣箱里不过有两件皮衣而已。在他去世之时，枕边只剩下他读的书。出殡之时，全城的百姓都自发的上街悼念，为这位贤相的离去痛哭。一时万人空巷，细心的读史者不会不发现这一点。 古人常常说“道德文章”，德行与文章是高度统一、甚至重于文章的，这也是司马光在论德行重于才华时能够有震撼力的原因——他的道德，不是一种空谈，而是他自己践行的信念。这样的史论，才能超越时空，闪烁光芒。 腾讯儒学特约独家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