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史》书影(资料图) 距今375年前,明末崇祯戊寅十一月初八,即1638年12月12日,离顾炎武故里昆山很近的苏州城内,发生一件轰动的奇事。那年吴中久旱,城里居民买水而饮,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时,承天寺僧人浚疏寺内一口古井,忽挖得一物,初以为砖,浣之则知是铁函。不敢启,供之佛龛,闻者争玩识。久之,众欲开视,僧不得已,遂破函。只见铁函内有石灰,石灰内有锡匣,锡匣内有腊漆封裹的纸包。包纸有两层:外包纸中间写着“大宋铁函经”“德祐九年佛生日封”,旁边有两行对联“大宋世界无穷无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内包纸上写有“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字。再打开,则是折迭成卷的稿本,名曰《心史》。共有诗250首,文30篇,前后自序5篇等。楮墨如新,古香扑鼻,自沉井至发现已356春秋矣。士大夫惊异传诵,以为古今所未有。 《心史》不仅发现和书稿保藏方法奇,其内容亦奇:皆记南宋陷元之悲,蒙军腥残之恶,慷慨激昂,长歌当哭,感人至深。有极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而且,其作者郑思肖亦一奇人。原籍福建连江,寓居吴下,宋末太学上舍生,原名及字号今已不知。元兵南下时,叩阙上疏,语切直,犯禁不报,俗以是争目之,遂改今名。“思肖”即思赵(宋之国姓),字“忆翁”号“所南”皆寓意也。所居萧然,坐卧不北向,矢不与元人交接。遇岁时伏腊必野哭,南向拜而返。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之“十”置下文,则“大宋”也。精墨兰,自更祚后,为兰不画土根,无所凭借。或问其故,则云:“地为番人夺去,汝犹不知邪?”画作不妄与人,有邑宰绐以赋役取之,怒曰:“头可得,兰不可得!”赵孟頫才名重当世,郑思肖恶其宗室而受元聘,遂与之绝。赵数往候之,终不得见,叹息而去。无何,货其所居,得钱则周人之急,田亦舍诸刹,惟余数亩为衣食资,仍谓佃客曰:“我死,则汝主之。”盖不以家为矣。自是无定迹,吴之名山、禅室、道宫,无不遍历。多寓城之万寿、觉报二刹。疾亟时,嘱其友曰:“思肖死矣,烦为书一牌,当云‘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绝,年七十八。 《心史》之刊刻经过亦奇。时值满清觊觎中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书中内容引起杨廷枢(维斗)等苏州一大批士人之共鸣,竞相传抄,谋付剞劂而苦于无资,事为江南巡抚张国维(玉笥)所闻,立即捐出俸禄,并在百忙中写序付梓,于庚辰(1640)春刻成。略后,寓居南京的闽籍老诗人林古度(茂之)等重加校订,并请福建文坛祭酒曹学佺(能始)写序,于秋季刻成。一年中即有两种刊本,亦是奇事。不久,南明隆武乙酉(1645),福建又有方润(具蒙)等人的翻刻本。沧桑之际,上述杨廷枢、张国维、曹学佺诸公均壮烈殉国;林古度、方润等人则仿効郑思肖,以坚贞遗民终。《心史》又很快流传至日本,后来还有和刻本,此亦一奇也。 而最奇者,当属刊行后遭遇之奇。自《心史》出版后,即受明清之际爱国人士热烈欢迎,在抗清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但刻行后约四五十年,待有明遗老(包括顾炎武)凋零殆尽之际,始有人毫无举证又吞吞吐吐地诡称其为“伪书”,但当即遭人反诘。又过了约百年,在清廷蛮力强化思想专制之时,官方以“军机处”名义“奉上谕”将其列入“禁毁”书目;同时,御用“三通”“四库”馆臣始正式判其为伪,并编凑出几条站不住脚的“理由”。此后“伪书说”虽不时遭到学者反驳,但流行天下,惑人甚深,遗毒迄今,犹未消绝。甚至连当今一些大型工具书,如修订版《辞海》、修订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也称其“或疑为后人假托”。前几年,江苏一批古籍版本专家、出版史专家集体撰写出版的《江苏刻书》一书,居然不提《心史》,也是“伪书说”在作怪。 《心史》“伪书说”风波 郑思肖《心史》在明清之际影响极为巨大,众多抗清志士和明遗民反复诵读、题咏、引用、评论、传播,借以激励自己。当时序跋、题咏、品评者之多,据我之考索,已远逾二百多人。然而,此一动人心弦之史实,却长期以来未引起当代研究者重视,甚或可说长期以来从不为当代研究者所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思想史专著中,都没有提及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一些文章即使提到了《心史》与明遗民的关系,也几乎是仅仅写到顾炎武写过一首《井中心史歌》而已。而当代那些说《心史》是伪书的人,也都几乎只知道顾炎武一人写过一首《井中心史歌》而已(其实,不仅与顾炎武同时至少有两百多人序跋、题咏、品评、引用过《心史》,而且,顾炎武也不是只在一首诗里提到《心史》)。 前面说过,《心史》刻行后约四五十年,待有明遗老(其中尤其是顾炎武)凋零殆尽之际,始有人鬼鬼祟祟地称其为“伪书”。这指的就是昆山徐乾学和其同党阎若璩二人。而顾炎武正是徐某的舅父。顾炎武的学问、资历和人品,比起徐某来,不知道高过多少。而且,顾炎武1676年在致潘耒信中痛斥徐某及阎某为“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因此,顾氏《井中心史歌》便成了鼓吹《心史》伪书说者无法逾越的高山。于是,后来有不知天高地厚者,干脆说顾炎武不学无术,上了伪书的当;甚至胡说顾炎武是利用《心史》来作为他的“用处极大、极不易得的反清的无价宝”。这种无知和狂妄实在令人吃惊。 有关上述现象,这里姑举数例。1960年代末,有一位台湾学者发表了《郑思肖与<铁函心史>关系的推测》,又有一位台湾学者随即发表《心史的著者问题》,两文作者所见明清题咏《心史》者,就均只是顾氏而已。1980年代,后者又发表《心史作者考辨》一文,关于明遗民题咏《心史》者未作任何增补。又如,1980年代,大陆有一本书名略有不通的《文心雕同》中说:“书志学上出名的《铁函心史》,这书的可靠程度,值得怀疑,《四库》将它考证一番,列入存目,不无道理,有人甚至查考出了它的作者,而博学如顾亭林,不但不以为伪,甚至特作《井中心史歌》以咏……但如实事求是的检验,《心史》确实是一部并不高明的伪作,破绽之多,一般读者也能一眼就看出,而在积极复国的顾亭林眼里,这一‘大宋孤臣’的遗著是用处极大、极不易得的无价宝。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的亭林先生,实在太需要这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材料了。可见《心史》虽是一部货真价实的伪书,它的用处却大得很,大到可以为顾炎武的反清复国服务。”对于这种极其浅薄的谬论,我在拙著《井中奇书考》中已有论及,此处实在不想多说。 顾炎武著作中的《心史》 顾炎武题咏《心史》时,已在《心史》出井后整整40年(1678)了。而且是在离苏州、昆山千万里之遥的陕西富平;但他最初是在苏州张国维刊本问世之时即就近读到(昆山隶属苏州府),并留下深刻印象的。这在《井中心史歌》及其序中说得非常清楚。 顾炎武在诗中即称《心史》为“奇书”,又在序中说:“昔此书初出,太仓守钱君肃乐赋诗二章,昆山归生庄和之八章。及浙东之陷,张公走归东阳,赴池中死;钱君遁之海外,卒于琅琦山;归生更名祚明,为人尤慷慨激烈,亦终穷饿以没。独余不才,浮沈于世,悲年运之日往,值禁网之愈密,而见贤思齐,独立不惧,故作此歌,以发挥其事云尔。” 其实,顾炎武除了写《井中心史歌》,在他最著名的《日知录》中,也数次引征《心史》。而这却从未经研究者提及。《日知录》卷十九《古文未正之隐》条中写道:“郑所南《心史》书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称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则今之集本或皆传书者所改。”在《日知录》卷二九《吐蕃回纥》条,还有一条顾炎武的原注:“郑所南《心史》:‘畏吾儿乃鞑靼为父、回回为母者也。’”另外,顾炎武还著有《金石文字记》,卷六《识余》有《拱极观记跋》曰:“右小碑本在拱极观,观已久亡,万历中有人掊地得此碑,置之岳庙中,与宇文周碑并立。其碑文鄙浅无足采,然吾于是有以见宋人风俗之厚,而黄冠道流犹能念本朝而望之兴复,其愈于后世之人且千万也……其没于土中久而后出,岂陷金之后,观主埋之,如郑所南《井中心史》之为邪?” 可见,顾炎武也不是仅仅只在《井中心史歌》中写到《心史》。 归庄、钱肃乐咏《心史》 与顾炎武同时代歌咏《心史》的人很多,这里不能多写,仅谈谈顾炎武诗中提到的他最好的友人“昆山归生庄”和“太仓守钱君肃乐”二人。 归庄(1613~1673)是顾炎武同乡,字玄恭,又字尔礼、元功、元公、悬弓,号恒轩,入清后改名祚明,又称归藏,别号归乎来、鏖鏊巨山人等。归有光曾孙。青年时与顾炎武一起参加复社,明亡前后英勇抗清,曾鼓动群众杀死降清县令。后乔妆僧人,号普明头陀、圆照,亡命江湖,佯狂玩世,穷困以终。平生与顾炎武相知最深,时有“归奇顾怪”之称。归庄多才多艺,他先为《心史》写了一首五言长诗。此诗旧无刊本,1950年代在苏州发现珍贵的归庄手写诗稿,题曰《庚辰诗卷》(庚辰即1640年),诗卷第二首就是《读心史七十韵》。归庄此诗题下有自注:“宋末隐士郑所南著。崇祯戊寅冬,苏州承天寺浚井得之,今张中丞梓以行世。”可知他读的《心史》也是张国维刊本。诗中盛赞郑思肖“苦节古罕俦”,肯定《心史》“良史世所珍”。 时任太仓知州的钱肃乐(1607~1648),同样也是读到张本《心史》并题诗的。钱氏字希声,又字虞孙,号止亭,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亦复社成员。崇祯丁丑(1637)进士,在太仓为官清廉,有政绩,后辞归。清兵南下,钱氏起兵抵抗,转战海上,最后“忧愤卒于舟”(《明史》);一说“忧愤呕血,闻连江破,以头触床而死”(《通鉴辑览》)。关于钱氏咏《心史》诗之数目,顾炎武《井中心史歌》序中所说有误;后人又大多未窥全豹,如最早1887年上海图书集成印刷局及后来商务印书馆多次印行的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四中仅载钱氏《和心史诗序》及诗中一残联,而且该序中还误为“成诗一律”;1984年,中华书局据清初旧抄足本重新点校出版《明季北略》,记钱氏咏《心史》诗共有十首七律,可惜该抄本对其中四首未录全。其实,钱氏这十首诗及序早就由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编入《钱忠介公集》中,该书1934年又由张寿镛辑入《四明丛书》第二集。其诗的次序与《明季北略》所录颇有不同,文字上也有一些差异。 又据《钱忠介公集》卷二三钱肃乐的弟弟钱肃图(退山)所作《忠介公前传》记,钱氏这十首诗在当时还曾单行刊刻过,就像后来的传单一样。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李邺嗣(杲堂)在悼钱氏的诗中也说:“奚为独镌诗,哭酹郑思肖?”王御(戒庵)的《所南先生诗序》中也隐约提及此事。可是,这单行刊刻的咏《心史》诗,除了这样三位明清之际人士所说之外,我从没看到还有别的人或后来的研究者提起过。我原以为,当年兵荒马乱,后又历遭劫难,镌诗原件恐怕很难存世;没想到,近年我竟在台湾惊喜地发现了!该镌诗原件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完整无缺,上钤“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印。当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图书馆移藏上海,然后运至美国保存,后来美国又转交给台湾的珍品。世间恐无第二本,绝对是珍贵文物!钱氏诗的题目是《读宋郑所南先生心史诗(并序)》,但前面还印有“《庚辰春偶吟》,甬上钱肃乐著”字样。因此,有仅见台北故宫藏目的研究者,还以为是一部别集呢!其实仅是几页“传单”而已。内容与《钱忠介公集》所载同(个别文字小有差异),这里限于篇幅就不抄录了。钱氏诗序云:“岁以戊寅,而郑所南先生《心史》见于承天寺井中。抚公张大人梓以行世,海内见先生之《史》者,无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独先生有也。余以暇日,偶览斯编,成诗十律,岂敢附吟咏之末,亦以性情所钟,不能自绝。世有观者,得位置希声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钱肃乐当时把这十首诗寄给归庄,一定也寄给了顾炎武。归庄在刚刚写过一首长诗后,又激动地步韵和了十首七律,仍见上述《庚辰诗卷》稿本中,题为《读郑所南心史已成七十韵,后钱希声明府以十律见示,复次韵得十章》。这样,归庄便成为明末为《心史》写诗最早、最多(共十一首)的一位诗人了。 因此,钱肃乐咏《心史》共十首,而不是顾炎武说的“二章”;归庄和钱肃乐的诗也是十首,而不是顾炎武说的“八章”。在今人注释顾炎武《井中心史歌》的一些书里未能注出,是不妥的。 (陈福康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纪念昆山顾炎武、归庄诞辰400周年而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