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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肖鹰 东晋画家顾恺之（348年—409年），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东晋太傅谢安认为顾恺之的绘画是“有苍生以来未之有”，张彦远说：“自古论画者以顾生之迹天然绝伦，评者不敢一二。”南朝谢赫称顾恺之“迹不迨意，声过其实”，就招致后世一片声讨，稍晚于谢赫的姚最斥之为愤懑之言（“于邑”）（《历代名画记》）。  洛神赋图 顾恺之 局部，宋摹本（资料图 图源网络） 顾恺之对于中国画史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他以大量的画作为中国人物画奠定了独特的线描艺术，其笔法特征是“紧劲连绵，循环超忽”（张彦远），它赋予人物描绘精微超逸的格调，这就是后世所谓“高古游丝描”（又称“春蚕吐丝描”）；其二，他以明确坚实的理论主导其创作实践，在所提出的“传神写照”“迁想妙得”和“以形写神”等命题下，为中国绘画确立了重精神意趣、推崇格调境界的艺术精神。由谢赫提出而后中国画史奉为最高原则的“气韵生动”，是以顾恺之的“传神”观念奠基的。 从历史影响来看，顾恺之对于中国绘画的意义，精神的影响更大于技法。张怀瓘说：“顾公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历代名画记》）张氏所谓“神妙亡方”，是指顾恺之对人物精神的表现（“传神”）达到了极高妙而至于无法可循的境界。 伴随着顾恺之绘画的传说，都是与“传神”有关的故事。他曾画人物，多年不画眼睛（“不点目睛”）。他的理由是画人物的根本目的是“传神”，眼睛是传神的要害，不能轻易下笔，而与眼睛相比，形体就不那么重要了。为了“传神”，顾恺之还有意改变人物的面貌。他画魏晋名士裴楷，在其脸颊上增添三支毛，用以表现裴的“俊朗”。西晋名士谢鲲，慕从竹林七贤，任性放达，因为挑逗邻家之女而被其打断了两颗牙齿。谢鲲以“纵意丘壑”自负，顾恺之将他画在岩石中间，称“此子宜置丘壑中”。荆州刺史殷仲堪一只眼睛病瞎，顾恺之要为他画像，遭拒绝。顾恺之劝说殷，我先将你的眼睛画得明亮有神，然后用飞白扫抹，形成“轻云蔽月”的效果，殷就应允了（参见《世说新语》）。“迁想妙得”，确是顾恺之绘画的真精神和大创造。 关于顾恺之绘画传神的力量，有两个堪称神奇的故事。其一，顾恺之曾喜欢上一邻家女孩，“挑之弗从”，他就把这女孩的肖像画在墙壁上，将针钉在画像心脏部位，致使女孩害上心痛病，“恺之因致其情”，女孩就依从了，他悄悄把针取掉，女孩的心痛病就不治而愈了（《晋书·顾恺之传》）。其二，建康（今南京）兴建瓦官寺，富豪认捐不过十万钱，清贫的顾恺之竟认捐百万，众人都怀疑他兑现的可能性，然而，他用一个月的时间在瓦官寺北殿内画了一幅《维摩诘》画像，待画成将点睛之时，他让寺僧发出公告：第一天观看者请施十万钱，第二天请施五万钱，第三天随意施舍。“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历代名画记》）。  顾恺之画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顾恺之生活于东晋末年，这既是一个皇室败弱、士族争霸，致使社会人生极不安定的时代，又是玄学风行、朝野以清谈为贵，因而风流辈出的时代。现代学者汤用彤说：“按玄者玄远。宅心玄远，则重神理而遗形骸。神形分殊本玄学之立足点。”（《魏晋玄学论稿》）阮籍说：“徒寄形躯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答复义书》）这种把形神尖锐对立的观念，为魏晋名士的个性解放、行为放达提供了思想前提。玄学精神落实于绘画艺术，就是追求超越有限形体、表现无限精神。魏晋名士嵇康曾有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特别推崇此诗，专为之作画，并赋诗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的传神观念，应当是从流行的玄学思想中获得启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