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东先生的开蒙老师吴鸿迈老先生  “诵唸”这个称谓我是十岁时知道的，那时还不知道“吟诵”这个名字。“诵唸”是北京人对读古文的口语称谓，在文典中还没有对“诵唸”有标准的解释。后来，社会上经常出现“诗词吟诵”的宣传，我才知道以此种方式读古文就是“吟诵”。 1978年，“文革”已经过去三年，旧传统还没有全面复苏，但京剧历史剧首先亮相。在一次内部观摩汇演中，我与家父的老友吴鸿迈老师到中山公园音乐堂看戏。可能还有那种“文革”的艺术余韵，节目是按照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版本重新编排的《逼上梁山》。传统戏装让我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到了古代，因平时耳朵里灌满了样板戏的腔调，对于京剧唱腔还不是很陌生，只是那段昆曲【一枝花】的“不提防”让人倾心疏放，唱腔身段与京胡伴奏的西皮二黄大相径庭。 吴鸿迈老师向我介绍这段唱的是昆曲，京剧的前辈多是唱昆曲打基础。我们与吴老师出来走到社稷坛，说当年父亲吴承仕曾唱昆曲《骂曹》羞辱过民国总统曹锟。后来就兴奋的吟唱《长生殿·弹词》的【一枝花】，也是如同《逼上梁山》的那段“不提放”的腔调。吴老师说唱昆曲要有古文的底子才有味儿，现而今这些旧传统都被社会打倒了，其实小孩子最好读古书认识繁体字些才好。于是，我便开始在父亲的支持下追随吴老师学习，可到吴老师家并没有急着教唱昆曲，而是把《孝经》“诵唸”了几遍，当时也不懂什么意思，不过面对繁体字倒是觉得很好玩儿。我心里感觉那种读古书好像唱昆曲，但又觉得枯燥无味，没有什么兴趣学习，因已经培养了好古之心，从声韵到认识繁体字后又有了新知。 吴鸿迈老师的父亲是吴承仕先生，是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对古史、哲学、宗教、政治都有研究，怹是加传最擅长演唱昆曲老生戏。吴鸿迈老师自幼向父亲学习昆曲，祖父也是能唱昆曲的老书生，是与父亲一起中举做官的读书人，他们都是从“诵唸”古文后开始学习演唱昆曲的清雅文人。因此，诵唸则是是学习昆曲的最基础咬字发音练习，所以吴鸿迈老师也是这么教我习曲。我当时面对那些一字一音的尖团上口字，还有与众不同的阴阳入声字，简直是一头污水。后来通过识字后，慢慢感觉诵唸古文的那种优雅，而后再学唱昆曲自然觉得有味儿，咬字发音也比较准确无误。 通过不断的从认识繁体字开始学习，诵唸了《论语》、《大学》、《中庸》等常见经学启蒙，或许这就是小时候父亲给我安排的私塾课程吧。吴老师还曾经带着我诵唸过几遍《道德经》，当时感觉在可歌性上比较细腻，但用韵咬字却没有《四书》经典那么考究。一般凡是注重歌唱的古文就不容易重强调咬字，这也是所谓的“字正不可能腔圆”的说法吧。 对于诗词吟诵我几乎没有专门学过，而是通过向樊伯炎、朱家溍等先生在闲聊中不经意的学习。吟诵古诗都是比较简单的调子，也很容易掌握旋律，老师随便带着干念一遍就可以掌握。当时并不懂什么平仄声韵，只是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老师说如此掌握后作诗就不用考虑平仄，定能顺理成章对仗工整，这就是吟诵记忆文辞的基础再起作用。记得朱家溍老师到电台录制《湘夫人》是唱的【琴曲】，腔调古直悲切顿时觉得凄凉哀婉。事先要求读一遍再吟诵，结果老先生却不能完整地读下来，吟诵时反而自然而然情绪饱满的背唱通篇。这充分说明中国诗词用唱出来的方法记忆最牢固，声音与腔调都是辅助诗词意义的立体感应。 朱家溍老师曾经向我讲过老北京人吟诗结社的情景，最著名的当属溥心畬（溥儒）、溥叔明（溥僡）兄弟在其府邸组织的“漫社”。这是个严格意义的诗社，与古代文人结社作诗填词的风俗相同。民国十九年前后改称“赓社”，参加者多是旗籍贵胄以及亲友门生等。 溥心畬先生的自述中讲：“余六岁（虚岁）入学读书，始读《论语》、《孟子》，共六万余字，初读两行，后加至十余行，必得背诵默写。《论语》、《孟子》读毕，再读《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春秋》三传、《孝经》、《易经》、《三礼》、《大戴礼》、《尔雅》。在当时无论贵胄及四海读书子弟，年至十六、七岁，必须将《十三经》读毕。因家塾读书，放学假期极少，惟有年节放学，父母寿辰、本人生日外，皆每日入学。《十三经》中，惟《左传》最多，至十七万六千余字，十年之内，计日而读，无论天资优劣，皆可以读毕《十三经》矣。七岁学作五言绝句，八岁学作七言绝句诗，九岁以后，学作律诗五七言古诗。”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想象当年的读书是幼功记忆，不是简单看过知道就算读过的方式。 溥氏弟兄自然是这个诗社的核心人物，他们的会诗在今天看来就是考试。朱老师曾讲过他去参加会诗的一段事： 当时溥先生还住在恭王府的花园内，每年海棠开花季节要请客赏花赋诗。在这一年的花季，我也接到请帖，非常高兴。当时我虽然算是已经学会作诗，但每次都很费时间，我心想不过是咏海棠诗，不如头一天在家作好带去就行了。谁知到了那一天，当场由僡三先生（溥叔明）发给每人一个韵条，是限韵的诗会。我在家作成的诗就无用了！看到有些人也和我一样没有交卷，都说：‘改天寄来’，于是我也说：“改天寄来。” 在那时的诗社成员对于吟诗是钟情於自己创作吟诵，与当代学习吟诵古诗词的方式不同。朱老师经常对我讲只有吟自己写的诗才是真正的吟诵，那种自然流露的内心感情与吟别人写的诗不一样！ 解放初期的几年间，张伯驹先生多次到东单小火神庙溥叔明先生家联络恢复诗社。后来基本每月活动一次，还有“赓社”的溥雪斋、葉仰曦等旧社员，其他人或死或参加国家正式工作后不敢再结社，此时的诗社多是写反映祖国大好形势的文字，已没有人吟诵自己写诗的雅兴，曾有人觉得吟诵一首反映祖国大好形势的诗应该没问题，结果却当场被提议这是肆意张扬个人英雄主义。1957年，张伯驹先生被错划为右派，诗社也就不了了之。这大概是北京最后一个能够吟诵自己写诗的小团体，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吟诵自己的感情诗，吟诗不过是一场梦…… 上世纪八十年初期，我陪周铨庵老师看望启功先生，还有俞平伯先生的女儿俞欣二姨，他们很高兴的畅谈轶闻旧事。启先生向我们说离开平房住着还真不习惯，每天听不到门外的吆喝声。怹还问我对古文诗词喜欢么？我说还不会作诗词，只是跟吴鸿迈老师学过些诵唸，近来主要学昆曲。启先生高兴地笑了笑，诙谐的说：“吟诗有基础再跟周老师学昆曲就容易啦！”当时还以为启先生是向周老师开玩笑，后来我才慢慢的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原因是吟诗的咬字发音与昆曲音韵同出一辙，有了这种基础才能理解传奇中的曲辞内涵，而昆曲的南北曲牌几乎囊括中国古代各类音乐精华。 樊伯炎老师家住上海，因冬季没有暖气，又是一个人生活，所以每年的秋末到北京小住五个月，直到转年春天三四月才回上海。我工作的北方昆曲剧院距离樊老师的兄弟家不远几步路，因此得便就去向樊伯炎老师学习。樊老师不仅吟诗作画还亲自吹笛拍曲，在古琴诗词吟唱方面使我受益匪浅。不但学习了古法演唱的《古琴吟》、《秋风辞》、《关山月》、《阳关三叠》等常见曲目，还学习过怹创作的《满江红》以及《诗经》、《离骚》等曲目。这种吟唱与昆曲很相近，却又比昆曲声腔少了几分修饰，曲调质朴高古且大方率真，外行还以为我们还在唱昆曲呢。 2000年夏季，我到上海出差得便到樊老家中探望，那时怹已经行动不便了。看见在一个大皮箱子顶上放着两张断了弦的暗红色古琴，旁边立着一柄燕尾式琵琶。樊老说现在耳朵不好，唱不了曲子，这些乐器一件也拿不起来啦！顺口吟唱了几句“思想君亲肠寸断，怎消忠孝愿”的【谒金门】，还说：“原来我是多面手，琴棋书画吟诗唱曲，现在一面手也没有啦！”与先生吃过晚饭后，我又坐到晚上十点钟才离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