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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钱穆 《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此乃中国人所讲人文修养之主要纲目。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但此与个人主义不同。此每一单独的个人，要做人，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但此亦与社会集体主义不同。 ——《历史与文化论丛》  钱穆故居（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人好像在五伦中忘失了个人，其实是在五伦中完成了个人。我为人父则必慈，我为人子则必孝。若依个人主义言，岂不为了迁就人而牺牲了我。但以中国观念言，父慈子孝，乃是天性。而且为人子亦必求父之慈，为人父亦必求子之孝。故为父而慈，为子而孝，此乃自尽己心，而亦成全了他人。断非迁就，断非牺牲。此即孔子所谓之忠恕。内本己心是忠，外推他心是恕。己和他同属人，换言之，则同是我。我心即人心，人心即我心。此种人心之同然处，即是人心之常然处。此种同然与常然之心，中国人则名之曰性。我之为我，不在我身与人有别，而在我之心性与人有同。并不是有了我此身，即算是有我，应该是具有了我之此心性，才始成为我。此种我则并非西方个人主义者之超绝的理想我，而是中国人伦观中所得出的中庸的实际我。由超绝的理想我，使我常求超伦绝类。由中庸的实际我，使我只求在人类之心性中完成我。 但此所谓同然而常然的人之心性，也并不如西方所追求的全体主义。西方的全体主义，又要抹杀个人来完成。中国五伦的人生观，则全体即从个体上见。我为父而慈，即表现了全体为人父者之慈。我为子而孝，即表现了全体为人子者之孝。孝慈由我而言，似是一个别心。由人类心性言，同时即是一共同心即全体心。孔子所谓心之仁，孟子所谓性之善，皆由个别心上来发现出全体心。人生必成伦作对，在成伦作对中，己心他心，相感相通，融成一心。唯其是己心他心相感相通而融成一心，此心之量扩大可至无限，绵延亦可至无尽。故于心起见之我，亦属于无限。  钱穆先生著作（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因于五伦，而有三事，曰家、曰国、曰天下。我之完成，完成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无限进程中。此三事之无限进程，论其实际，仍只是修身一事。故既不需为要求完成个人主义而逃避全体，也不需为要求完成全体主义而牺牲个人。我之为我，乃与此全体相通合一中完成。有限而无限，无限而有限。 ——《人生十论》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曾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教授，创办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