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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苑·修文》篇中的这三章分别是： 1、曾子有疾，孟仪往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必有悲声。君子集大辟，必有顺辞。礼有三仪，知之乎？”对曰：“不识也。”曾子曰：“坐，吾语汝。君子修礼以立志，则贪欲之心不来。君子思礼以修身，则怠惰慢易之节不至。君子修礼以仁义，则忿争暴乱之辞远。若夫置樽俎，列笾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虽勿能可也。” 其相对应的今本《论语》为：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见《泰伯》篇） 2、孔子曰：“可也，简。”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弓曰太简。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天下为无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讨之，讨之可也。当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称南面者，问子桑伯子于孔子，孔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 相对应的今本为：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见《雍也》篇） 3、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  见贤思齐》（资料图 图源网络） 相对应的今本为：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见《述而》篇） 这三章中，第一、三两章可以视为别本的《论语》，而第二章则可视为《论语说》。 当然这三章早已为前贤所注意，如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解》就都加以引述。不过，因为《说苑》自《汉书·艺文志》始都是列入目录学中的儒家类，因此它一直被视作子书，也就是刘向的著作，其汇录早期材料的特点和价值被很自然的忽略了。今天当我们因为文献学研究的深入和出土文献的帮助，对《说苑》一书保存古文献的特点认识逐渐清晰之后，是有必要重新审视与《论语》有直接关系的这三章古文献了。 联系上文所述，《说苑》本与今本《论语》记载内容相同，但文字上要繁于今本《论语》的特征也正是《齐论语》的特征。而这两章材料流传的年代，主要有两个系统的《论语》传本：《齐论语》和《鲁论语》，很明显它们不是与今本基本相同的《鲁论语》，当然也不是与《鲁论语》基本相同的《古论语》。如果非要为这两章作归类的话，它们应当属于《齐论语》传本系统。虽然它们未必全同于王吉、庸生传本，但至少它们形式上是与《齐论语》接近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论语》的出现毕竟在战国早期，因此它在一定的传本范围内，章句文字在流传中是可以保持基本不变的，《孟子》、《礼记》、《史记》等书所引《论语》与今本就没有太多不同。所以西汉齐、鲁两种体系的《论语》传本很可能是延续了战国以来的传统，战国时代鲁人所传的《论语》与今本《论语》就已经差不多了，而西汉的齐《论语》也应该与战国齐人传习的没有大的不同。所以，既使这两章的年代早于西汉，它们也很有可能属于与西汉《齐论语》接近的战国《齐论语》。 定州汉墓竹简《儒家者言》中，也有“曾子有疾”一章，而且还有另外三章与今本《论语·宪问》、《八佾》存在互见。但是据《〈儒家者言〉释文》，整理者是“将其中长度、编纶、字数和字体相同的简编在一起”，那么“曾子有疾”及其他三章并不属于《论语》（定州汉墓竹简别有《论语》）一书。可见“曾子有疾”章在汉代亦编录于其他的书，并不仅在《论语》中，如它又见于阜阳双古堆汉墓简牍上，其所处文献亦非《论语》，我们怎么能够认为《说苑》中的这一章就是《齐论语》佚文呢？ 其一，孔子弟子“各有所记”的“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并没有全部精编为《论语》，有一部分被记进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的传或记中，更有相当一部分结集为《孔子家语》，另外还有一部分被载入各种子书，尤其是《汉志》儒家类的书，如《孟子》、《荀子》、《贾子新书》、《说苑》等。这分载的四大部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材料之间，重出互见是很常见的现象，如大、小戴《礼记》与《荀子》、《韩诗外传》与《说苑》之间都有大量的与孔子有关的互见材料，《说苑》和今本《论语》除了上述互见外，还有与《阳货》、《尧问》等篇互见的语录。所以早期《论语》材料出现于他书并不奇怪。 其二，《论语》最终出现定本要在西汉元帝时代。《论语》在最开始就是有不同结集和传本的，最后再统一“辑而论纂”，所以其成书在战国早期是没有问题的。战国时代的《论语》，不同弟子所记的传本之间，差异应该是很大的。即使到了西汉时代，《论语》在不同学者手中的传本差异还是比较大，除了《齐论语》与《鲁论语》、《古论语》之间的不同外，同是齐、鲁《论》学者之间也有不同，《汉书·张禹传》记载是“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只有到了《张侯论》，《论语》传本才基本固定。而张禹的《张侯论》更是他“采获所安”的结果，其中的文字难免参考《齐论语》有所轻微的改动和润色。 简单的回顾《论语》的成书，我们可以发现三个问题：一是《论语》在《张侯论》出现之前，各传本之间篇章有不同，文字有多寡；二是《张侯论》相比于原来的《论语》传本，文字可能有加工，但不会很多；三是《论语》存在与他书重出互见的材料。甚至可以说，在《张侯论》出现之前，不仅仅只有一部《鲁论语》，也不仅仅只有一部《齐论语》，与今本《论语》互见的材料非常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某种传本形式。 所以，基于西汉之前文献互见情况极为常见，《论语》在当时也有多种传本的情况，不能轻易认定“曾子有疾”这类战国秦汉文献不是当时的《论语》内容。它们其实更可能是《论语》的另一种传本形态。因此在《说苑》这种以汇录古文献为主的西汉晚期书中，如果存在与今本《论语》互见但又有较大不同的材料，多半就是《齐论》或《齐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