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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龚鹏程 汤一介先生逝世已经一个月了，都江堰文庙主持，与汤先生同执教于北大的龚鹏程先生为此写了一篇博文来道别汤先生。下附此博文。  汤一介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在北京香山卧佛寺见到汤先生时，他显得十分疲倦。组织中外学者，住在卧佛寺开会，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当然令他忙碌不堪。可是我感觉他神思不属，精神更多的是萦注在广场的学生身上。形势的发展，颇令他焦虑。 可是，虽如此，亦未减弱他析理论事时的清明。相对于许多碰上这个大题目就激昂腾沸的人，汤先生格外沉着。而他的沉，时时透露着一种緜密柔韧之感，立刻就吸引了我。 那时，我刚获得蒋纬国张建邦诸先生的支持，整合台湾学界，领了一个团来展开两岸正式的学术交流。山上开完会以后，又移到北大校园里，继续讨论这个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话题，与先生的交谈自然也愈发多了。 我之前已读过他关于魏晋玄学的许多论述，这时才知他非专家型学者，有更宏远深刻的关怀。对他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也深表期待和敬意。 一个月多后，时局发生巨变。我又回到北京，带着泪水与激愤，设法走访各大学，寻找中国社会可能的出路。旧时慷慨激昂的朋友，许多沉默了，黯淡了，还有些则顾左右而言他，或替时势找理由辩护、在新时局中找好位置。 汤先生乐先生在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品质，乃越发令我敬重。汤先生物故那天，新浪网找到我，告知噩耗，并要我谈感想。我特意说了汤先生不可多得、值得信赖这一点，也即是回想起二十多年前这一幕。往事历历呀，哪堪回首？ 此后交往愈多。我自己出了一笔钱，托汤先生乐先生在校内设一奖学金，资助清寒优秀学生。遴选标准及发放方式由他们订，我没意见，也不必挂名。可是始终没成，因为别人并不真相信我。乐先生老家贵州的蓝染十分精妙，我们曾想整理组织了出去展览或做研究，也没弄成。 诸如此类事甚多，却不影响我们的交谊。每来北京，我都期望能去拜访。有时深夜大雪，车几乎不能行，亦不能阻止我去叩门。 我去任官，主管台湾的两岸交流事务后，有段时间被禁止到大陆，可是与汤先生乐先生仍常函电交往。其中还有些啼笑皆非的故事，颇可侧面看出彼时两岸微妙诡谲之气氛。 例如某次总统府转来一函，乃是哲学名宿程石泉先生写的。当时程氏在东海大学教书，该校拟聘汤先生来客座。程先生可能是不赞成校内某些人，于是径自上书当轴，反对两岸交流，而以汤先生当靶子。谓汤先生系特务，岂能聘之来台？我认识程先生，对其哲学造诣甚表敬重，不料他竟来此一招，实生意外。 后来经我处理，汤先生赴台交流当然便无问题了，但他好像也没来成。我自己办南华与佛光大学时，亦屡次商请。有回碰到吕正惠先生，他还开玩笑问我有何本事，竟能让国科会同时批准汤先生与乐先生同时来台客座。我有苦难言，因为二老终究没能应我之邀，莅台让我的学子一睹风采。部分原因是老病，一部分则是这乌七八糟的时世使然。 卸去官职，也辞掉大学校长以后，却是由汤先生邀我再来北大的。他主持蔡元培讲座、汤用彤讲座，每年约一健者来主讲，讲毕出书，已成品牌，乃北大一盛事。邀我，自不免有做人情给老友之嫌，起码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故甚是感荷。 讲毕，把讲稿整理成《文化符号学导论》，汤先生还拨冗撰一序文推荐之。此时我才发现，他不完全是为了照顾朋友，而是有一个学术上的用意。 他除了自己做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研究外，一直关心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出路问题；对于中国人如何消化西学，进而构建出一套方法或主张，也一直在努力覃思中。为此，他还主编过许多相关的书，推动大家一齐来探索这些问题。例如他编过一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分论现象学、实在论、后现代、后殖民、基督教哲学、进化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斯主义、德意志观念论等在中国的发展，凡十四卷之多。可是了解与反省这许多思潮进入中国之后，他更关心的，乃是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 这就需要有些自铸伟辞的本领了。他晚年喜欢做跨文化对话，乐先生主编的《跨文化对话》，几乎每期都看得到他积极参与其间。对话，一方面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一方面又须有与别人不同的话语意谓，否则一会无法对话，二会使对话无意义。因此，汤先生似乎颇寄希望于诠释学和符号学，希望我们中国人也能发展出中国的诠释学与符号学来。 诠释学方面，汤先生已自有论述了；中国符号学，他就想让我来。除了办讲座、替我写序以资鼓吹以外，他还约请东方出版社编一套《中国文化符号学业书》，推荐我去主事。我做中国文化研究而取径于符号学，其实赏音甚寡，汤先生出于此种学术公义之赏会，实有超乎私谊以外的价值，故特令我铭感，亦让我体会到他做为近几十年大陆重要的文化推手之苦心。 尔后先生主编《儒藏》，亦命我协参末议。虽然我献替无多，但因此见识到了整个编辑的阵仗，对我也是十分难得的经验。汤先生身体一直很不好，接这个大项目时，早知今生是做不完的，只以精华版作为鞠躬尽瘁的目标。当时情境，我以为只能用“壮烈”来形容，是白发老帅，顶着西风出征。而编修此书又繁难无比，古籍整理与哲学研究，在大陆，早已拆成两个专业，如今欲统合聚力，共襄盛举，谈何容易？ 我看先生任事之勇、执事之勤，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学人乃越发地生出感慨。先生过世时，有些评论者不知轻重，会说些玩侮语。例如去扯文革时期先生参加过“梁效”啦，著作成就又未必称得上是大师啦一类话。殊不知文革是天火劫烧，不及逃避者，惟可悯痛，岂堪深责？而著作，其实亦仅是学者事业之一环。大学里头评价一位教授，不会只看著作，必还要考察他在教学和服务各方面的表现。我们谈一位学人的成就，亦是多方面的。 汤先生的魏晋玄学研究，隋唐佛学、道教研究，在国内均有开拓之功，不可抹煞。其尤可贵者，则在于他还不只是哲学史家。 许多人可能会把他跟其尊翁汤用彤相比，认为用彤先生之考史更为精密。但我觉得用彤先生毕竟较窄，于儒道方面致力较少，主力只在佛教和印度学。而更重要的，是他仍是哲学史家的路数。汤一介先生善于继述父志之外，却还能表现为一位哲学家的格局，这是他超越乃翁之处。 哲学家，要面对的是哲学史上没有的，他自己那个时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还必须是真问题。许多人辛苦了一辈子，或答非所问，或追着的是别人的问题，或根本找了个假问题，紥了个稻草人，乱打半天，掷精力于虚牝。汤先生其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少数真诚思考问题，也有答案、有方向的哲学家。他的答案，也许平实无华，故被大家看轻了，但绝对不容忽视。 而著述之外，汤先生可还要做许多事呢！例如那一套套大型丛书，组织人力、分派题目、编修讨论、删润改订、出版校正、与出版单位交涉，跟率大军出征差不多，是极耗神的，贡献不在自己个人著作之下，甚至比个人著作更重要。至于讲座之安排、跨文化之对话，其耗时耗力，亦与编书相仿。 记得有次我来北大，他到勺园看我，聊起来才知他还安排了许倬云先生来做另一系列演讲。许先生原是我佛光大学教授，故虽同在客中，我礼貌上仍应去看看他。因此便请汤先生领我同去。暗夜凉风中，我们穿过草地，松枝轻轻拂着头顶，仰望星空，悠悠黯黯，绕来绕去，才到达许先生招待所。我与许先生谈些他家世的事，汤先生则忙着张罗他的起居。因为许先生行动不便，要替他多些考虑。我看着、听着，感慨良多。乱世同怀，气类之感、文化之思，把汤先生和许多仍有理想有热情的文化人聚合到一起，汤先生无疑地是这批人中的枢纽。 他平实敦厚，实则热情无限，能真诚地关怀人。我在北京寓居，他怕我寂寞，常要我去他府上吃水饺。有次还特意租了车，带我与小女去莫斯科餐厅吃西餐。又知我想办书院，亦竟抽空与乐先生一同陪我去凤凰岭觅地、看寺院，瞧瞧有无合作之机。似这般费心尽力，真把同道当回事，要花多少精神、耗多少时间？其中甚且有时还是要担风险的！某次他邀龙应台等人在大觉寺办会议，就被安全部门包围起来了。所以处世不易，为人为学皆难，不是局外人所能体会的。 先生开吊时，我在外地。下午才赶回北大哲学系，去灵堂拜谒。但见大门紧闭，阒寂无人。只有门前散置的花篮幛幡，零落中透露着潦草，但花香不绝、蝉鸣也还未断。阳光在柳绦中亮晃晃地，证明此地并非梦境。我对着灵堂深深鞠了个躬，自此与先生永别矣，哀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