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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江华 在曾国藩62年的人生岁月中，生活、居住在京城的时间有将近15年之多，占据了近1／4的光阴。北京城，见证了曾国藩从湖南乡下的寒门士子到御笔钦点进士的喜悦，见证了曾国藩从一名穷翰林到连升四级、职兼五部侍郎的恩宠，见证了曾国藩以扑灭太平天国功臣入京觐见、位居汉臣头班的荣光，也见证了他两次会试落榜的郁闷、京官生活的穷困以及天津教案后进京遭受的冷遇。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也留下了不少疑问。比如，曾国藩连升四级，究竟是不是因为大学士穆彰阿的帮助？比如，曾国藩虽然在北京城居住了将近15年，最后官至二品（相当于部级），却为何没有像左宗棠那样在北京购买过房产？  曾国藩（资料图 图源网络） 首次进京会试差强人意 1834年冬天，为准备第二年春天的会试，24岁的曾国藩首次进京并入住长沙郡馆（今前门东大街以南、珠市口东大街以北的草厂胡同一带）——这个地方，和曾国藩颇有缘分，后来任京官时，从1841年起，他就长期管理长沙郡馆；穷困的京官生活，也因此处房租的贴补才多次免去断炊之虞。 1835年的会试，曾国藩名落孙山。由于第二年即有恩科会试，为免路途往返在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浪费，曾国藩便留在京城苦读。没想到，他再度落榜。此时，曾国藩离家已将近一年半，所带盘缠已经用尽，途经安徽，不得不向在睢宁做知县的老乡易作梅借银百两。 1838年又有新一轮会试。但此时，曾国藩家连这趟盘费都拿不出来。最后，向族人亲戚借了32缗（大约32两）钱上路，这年正月抵京时，身上只剩下了三缗。此番入京，曾国藩住在内城西登墀堂。否极泰来的古训，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会试中他以第三十八名中了贡士。会试之后的殿试，本来铆足劲想奋起直追的曾国藩，不料只得了三甲第四十二名。按一般情况，三甲人员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大为羞愧，有传言说他当即就想买车南返。要不是有好友力劝，他就不参加后面选拔翰林的朝考了。没想到，最后的朝考，曾国藩获得了皇帝的青睐——先是排了一等第三名，道光帝审核钦定时，读了曾国藩的应试之文，十分欣赏，亲笔将其圈定为第二名。曾国藩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  曾国藩手迹（资料图 图源网络） 12年的京官生涯 衣锦还乡一年多之后，1840年正月，曾国藩回到北京，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开始为期12年的京官生活。他官运很顺，三年时间就连升四级，由从七品升至从五品，并在1843年6月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挣得五六千两的外快。 更大的升迁出现在1847年。六月，道光下旨，将曾国藩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一下子擢为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连升四级。就是曾国藩自己也始料不及，在家书中，他连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又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而曾国藩由七品小官升为二品要员，只用了7年时间。 1849年曾国藩又升授礼部右侍郎（正二品），正式进入部堂之列（此前的礼部侍郎衔只是挂名，并不管理具体事务）。清制，六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从一品；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正二品。此后，曾国藩又奉旨先后兼任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也就是说，出任过六部中除户部外的各部侍郎。  菜市口至虎坊桥是宣南文化核心区，也是清朝汉族大臣的主要居住地，曾国藩在京十二年，大部分的时光也在此度过。（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曾国藩“官升四级、职兼五部”的背后，有传言是时为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的运筹。1838年会试，穆彰阿为主考官，因此，曾国藩即是穆彰阿的门生。野史中更有记载：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直到午间，忽又传谕让曾氏明天再来。 曾国藩回到穆宅，说明这一情况。穆彰阿问他是否留心了那个房间里所悬挂的字幅，曾氏答不上来。穆怅然地说机缘可惜，他“踌躇久之”，最后叫来一个办事科考的仆人，吩咐他立即带上四百两银子去送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为录出。又让曾国藩仍在他家下榻，连夜等候阅看。结果第二天召见时，皇帝果然问起那个房间里所悬挂的历朝圣训的内容，曾氏当然能“奏对称旨”。随后皇帝满意地对穆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自此，曾国藩日益受到重用。 戒了烟却戒不了围棋 从1840年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至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结束翰林院任职生涯止，曾国藩在翰林院居官整整7年。翰林院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文苑场所，掌编修国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等事，公务不多，这7年间，曾国藩得以专心读书。他自己1867年2月时就承认，学问大有进境，就是供职翰林院之后的几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这里的“留馆”，说的就是留在了翰林院。 学古文之法。所谓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指的是先秦两汉以来用文言写作的散体文，是相对六朝骈文而言的。《曾国藩年谱》记载，1836年留京准备会试时，曾国藩曾下功夫，专门研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作文之法。进入翰林院后，更是有机会当面向桐城派嫡传“高第弟子”梅曾亮请教。 学修身之道。1841年7月，曾国藩和友人逛琉璃厂书店，并买了一套《朱子全集》。自此，开始了理学修习之路。7月14日这天，尽管天阴下雨，曾国藩还是抽空去拜访太常寺卿、理学大师唐鉴，向其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最主要的是熟读《朱子全集》。同样是在这一次请教中，唐鉴向曾国藩推荐了以为修身养性的榜样——倭仁。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长曾国藩七岁，后官至大学士，当时也居职翰林。倭仁每天临睡前，都要对从早到晚的一行一动和一思一念认真反省，用楷书写下札记，检讨一番。这些札记三个月装订一册。自1835年至1842年，已经积存三十册之多。1842年10月起，曾国藩开始像倭仁那样逐日记反省札记，将一天下来曾有过的邪思邪念、妄言妄行，记录下来。尽管一度被折腾得头痛、耳鸣、失眠，但这一反省举动曾国藩坚持到1851年，前后将近10的时间。 反省有不少令人震惊的内容，比如他常晚起，为此在日记中多次痛骂自己“可耻”、“直不成人”；因和好友陈岱云聊天时间过长、说话太多，便在日记中骂自己“真可丑也”；应朋友之邀前往菜市口看杀人，当天便批判自己“仁心丧尽”；晚上和朋友聊天，“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某日在酒席上拍某人马屁，回来后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耻安在耶？”；某日席间多看了漂亮女子几眼，便记录，“是日，目屡邪视，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曾国藩这样的反省，能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曾国藩烟瘾很大，水烟袋不离身。他曾屡次立志戒烟，但屡戒屡复——1841年9月，曾立志戒烟，但没有成功。这年10月，好友陈岱云来访，曾国藩又吞云吐雾一番。客人走后，他又痛骂自己，并将烟袋折为两截，还挥笔在日记中写道，“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者，明神殛之。”连“明神殛之”这种赌咒式的话语都用上了。此后，真的把烟戒了。 但也有不成功的，比如围棋。曾国藩是围棋迷，几乎每天必下两三局，多时下到五六局（甚至有八九局的记载）。这不只耽误时间，而且常因用脑过度头昏眼花。他在戒烟前后，也下决心想把围棋戒掉，始终没成功。直到临死前多病缠身时，每天还要下两三局。在他去世前一天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还清清楚楚地留下“围棋二局”的记录。这恐怕是曾国藩在“检身”当中最为失败的事项了。 同治七年的短暂入京 1852年6月，曾国藩离京，前往江西，准备出任该省当年乡试主考官，随后走向了人生的巅峰——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 1868年11月，曾国藩离开金陵北上赴直隶总督任。正式就职之前，他先行到京接受召见。于1869年1月25日入住金鱼胡同贤良寺。 屈指算来，从1852年夏间离开北京，到这次重入京门，曾国藩离开京城已有十六年半之久。抵京后连续三天，慈禧等召见曾国藩，并有赐紫禁城骑马等，以示对这位平定太平天国功臣的表彰。 2月26日，曾国藩参加了专门赐宴朝臣的高规格盛大宴会。宴会厅里，正中面南坐的当然是皇上。大臣们分成东西两侧各四席，东侧的第一桌为满臣，倭仁居首座；西侧的第一桌为汉臣，首座即为曾国藩。对曾国藩来说，这恐怕是一生中所享规格最高的一次皇家赐宴了。 此次入京，虽然很忙，但曾国藩还是抽空去拜访了恩师穆彰阿和部将塔齐布的家。穆彰阿已过世多年，往日那种家门盛势早已不复存在。见此，曾国藩不胜唏嘘。塔齐布是曾国藩早年创办湘军时的爱将，1855年死于江西。如今，塔齐布兄弟三人均已去世，只留下80多岁的母亲，家境贫困。塔齐布唯一的女儿来拜见了曾国藩，并泣求提携一下她的丈夫。此情此景，令曾国藩十分伤感。《曾国藩年谱》中，就有曾国藩对塔家“厚馈之”的记载。 曾国藩在京住了一个多月，但只在城内贤良寺住了7天，即搬到宣武门外法源寺居住。 在京城，曾国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给京官送“别敬”。当年收礼的曾国藩，如今变成了送礼者。此时的他，财大气粗，每年有将近两万两的养廉银，有两淮盐运司和辖下海关孝敬的“缉私经费”、“关费”等规费可供支配，远非当年的穷京官所比。从南京出发之前，曾国藩就随身携带了一张两万两现银的银票，最后送出了一万四千多两。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自己也承认礼送得不少，“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亦厚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