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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天杰 曾国藩，被学界认为是一位实践型的理学家，所谓的同、光“理学中兴”，湖湘的理学经世派，当是其中主流。那么对于曾国藩来说，除了喜欢读《朱子全书》之类以外，还喜欢读那些理学家的书呢？ 翻看他的日记，就会发现，还喜欢读清初的那些理学家，确切地说是清初的朱子学家们的书，比如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学者称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的书就特别喜欢读，而且他的喜欢，又与他人不大一样。  张履祥（资料图 图源网络） 张履祥被后来在浙江担任过巡抚、总督的左宗棠（1812—1885）说成是“声誉不出里巷”，那么曾国藩又是如何知晓的呢？原来清末的理学经世派，曾国藩是实践型的，而曾国藩的同乡前辈唐鉴（1778—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却是学术型的。曾国藩知道张履祥，就是受到了唐鉴的影响。他在日记里就说：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四日。旋濂甫来邀，同进城谒唐镜海先生，……唐先生言，国朝诸大儒，推张杨园、陆稼书两先生最为正大笃实，虽汤文正犹或少逊。 此处的“濂甫”，疑为丁绍周，当时也是翰林，江苏丹徒人。他与曾国藩一起拜谒唐鉴，唐先生就说，论清代本朝的大儒，首推张履祥与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他的评价就是“正大笃实”四字。“正大”就是学术纯正，不掺杂佛、道之类的杂学；“笃实”就是践履平实，能够在道德实践上以身作则。 唐鉴曾编撰过一部《国朝学案小识》，可以说是晚清的一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他就将张履祥、陆陇其同列“传道学案卷一”。唐鉴对于张履祥的评价：“遭时艰难，立身高洁。”“荜门蓬户，具有天下万世世道人心之忧。谓为朱子后之一人，不亦信哉！”他特别佩服张履祥，隐居乡野，一生贫困，却对世道、人心怀抱忧虑，弘扬朱子学以正世道、人心。  《国朝学案小识》（资料图 图源网络） 对于陆陇其的评价，唐鉴也说：“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陆先生也。”其实陆陇其本人，也对张履祥特别推崇，他的《三鱼堂日记》也常记录读张履祥的《备忘录》等书，称赞其学“笃实正大，足救俗学之弊”。 拜谒唐鉴之后的几天，曾国藩一直在研读张履祥的《张杨园先生集》等书，这些书并不常见，所以大概是从唐鉴那里得到。我们来看日记中的几条： 初五日。早起，读《张杨园先生集》十余叶。……夜，仍读《杨园先生集》。中有数条，破我忮求之私，不啻当头棒喝！ 这一天，曾国藩老早就起床，一口气读了张履祥的书十多页。晚上，还在继续读此书。看来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估计认真摘抄了“中有数条”，为什么要反覆琢磨这几条呢，因为一下子就被击中了！“破我忮求之私，不啻当头棒喝！” 张履祥能够安于贫困一辈子，毕生唯有耕田与读书二事，从不高谒达官贵人，也不贪图富贵名利。这种精神对于当时还在汲汲于上进的曾国藩来说，自然如同“棒喝”了。接下来的几日，还在继续读此书： 初六日。晏起，读《杨园集》。 初八日。早起，读《杨园集》。 初九日。早起，读杨园《近古录》，真能使鄙夫宽，薄夫敦。 这里的最后一条则是针对张履祥编撰的《近古录》，其实这部书，在张履祥的全集里头，少有人重视。那么都是在讲什么呢？翻看《近古录自序》，其中就说：“抑使后人稽览，知畴昔之世，教化行而风气厚，其君子、野人，各能砥砺整束，以章国家淳隆之治。” 也就是说，这部书收录的都是去古未远的史料，分为“立身”“居家”“居乡”“居官”四类，希望后人读此书而知晓如何来砥砺品节、整束身心，从而教化人心、风俗。这一宗旨，其实也是曾国藩毕生所倡导的，他在著名的《原才》一文中就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 也就是说，如何才能使得地方上的风俗醇厚？就是要有一二贤者、智者出来倡导一番。所以曾国藩读到张履祥的书，就十分欣赏其在正人心、厚风俗等方面的努力。曾国藩后来在给唐鉴祝寿的文章《唐镜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怀诗序》中也说： 窃尝观古之君子，其载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帅而掖之，而后后者有所阶而进；必有人焉辅而翼之，而后前者有所托而传。水非水而不续，人非人而不承。盖桐乡张考夫先生之兴，则有凌渝安、何商隐、沈石长诸子为之附；太仓陆道威先生之起，则有盛圣传、陈确庵、江药园诸子为之与。二先生之为道，至寂寞也；而诸子者相从于太羹元音之际，殆于遁世不见称而无怨，彼各有其志尔。 这里提到了张履祥，还有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江苏太仓人），他们这些隐居于民间理学家，生平寂寞，却也有一些友人、弟子相从于寂寞之途，尤为难得，所以曾国藩称之为“太羹元音之际”，“遁世无怨”，然而却能以传承朱子正学为毕生志业，整顿人心、风俗，影响了一大批人。 除了认真研读张履祥的《近古录》，曾国藩还曾对《农书》下过一番工夫，其用意则都是一样的。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之《世泽》说： 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 这里提及的张敦复即张英（1637—1708，字敦复，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张廷玉之父。张英所著的两部家训《恒产琐言》与《聪训斋语》，与张履祥《补农书》等著述一样，深为曾国藩所推崇。特别是张履祥重稼穑，认为读书人也要体会农耕劳作的艰辛，这种体会方才可以引导民风变得淳厚，这些看法都是曾国藩非常赞同的。 曾国藩之所以喜欢读张履祥的书，一方面受到了唐鉴的引导，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则是因为张履祥的书都在引导风俗、人心，与曾国藩自己用意一致。然而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谈论张履祥，多半是在与唐鉴相关的文章里头。除了上文的日记、诗序，还有另外两处，其一《书学案小识后》，也就是在读了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的后感，其中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  唐鉴（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是在强调张履祥、陆陇其都在反对王阳明的心学，以及佛、道之类的杂学，回归于纯正的朱子学，这种努力他十分佩服。另一是《送唐先生南归序》，唐鉴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致仕，在送老师归老湖南之时，曾国藩心里想到的还是他们经常提及的张履祥等人。所以他说： 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芝之俦，论乎其德泽暗然，讽乎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 曾国藩认为张履祥堪比元代的金履祥、许谦与明代的薛瑄、胡居仁，他们这些理学家都是生平暗然，不出来做官，却能够在民间社会中传承著儒家正学，使得“顽夫有所忌”，而发明廉耻之心，这正是因为他们的讲学，以及一大群后学的附和相从。曾国藩这么说，就是在强调自己相从唐鉴的“向道之由”，所谓“日就而考德问业”，曾国藩问学于唐鉴约有四年，这几年里对唐鉴讲学的“群从附和”当是奠定其理学规模的关键，而其中张履祥的影响，也当是重要的一环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