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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凌俊峰 比较《汉书》与《史记》，除了两部书记载历史有所重合，有所不同之外，最大的不同，是撰写指导思想上的。除了要借助历史宣扬汉德，班固还对司马迁如此评价：“司马迁……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班固塑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面对前人的著作，班固一方面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材”，这是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他认为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贫贱”，这是对史迁在史学创作中指导思想上的批评。这样的批评也可以理解，因为司马迁思想因素上更加多元，有许多道家的因素，加之其因为无钱赎罪遭受了宫刑，对社会的生态炎凉认识地更加深刻，故崇拜财富与势利，亦为在所难免。相比于史迁，班固的《汉书》则贯彻着儒家的宗经思想，其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以儒家经典之内容为其书之分卷起名、指导其内容之写作；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问，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也就是说，班固写史的时候以五经经义为指导思想，借宣扬尧舜之盛德宣扬汉代功业；在著史的精神和记事特点上模仿《春秋》经。 在诸多篇章中，班固在序文中借助五经经义而为篇章立意。比如说《高帝纪》：“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这个是从《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化用；《文帝纪》中的“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是从《尚书·尧典》中间化用的。当然，《汉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多直引经文，如《五行志》开篇即引用《周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在其撰写过程中，也引用了《尚书·洪范》篇，其名则直接来源于此。《史记》中的《河渠书》，汉书模仿其写作《沟洫志》，其名则来自于《论语》“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之语，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些用来称赞人物，有些按照春秋公羊学得义例记载了天变灾异，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找找。  班固的《汉书》贯彻着儒家的宗经思想（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宣扬尊卑有位的差等制度与纲常名教； 班固重视儒家思想与礼教，这一点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出来。比如说汉代极其重要的董仲舒“天人三策”，《史记》中没有记述，但在《汉书》中间详载。同时在记述历史中，不自觉的“为尊者讳”，《史记》中记述刘邦在鸿门宴中屈辱的座次，“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还有刘邦屈辱的故事情节，都被班固删去了，而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在《武帝纪》中间的形象也是很正面，班固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一方面说他雄才大略，一方面说他要是能恭俭以济百姓，就是千古圣王了，这其实是对汉武帝的一种批评，当然，算是很婉转的批评。宣扬汉德，如果汉王朝的皇帝在“本纪”之中的形象是无比的不堪，那就与“以史宣汉”的旨趣不服，而且看了他写作的汉明帝也绝对不会称赞他有什么才华，只会愤怒地杀了他。  班固（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按照“以传释经”之义例规范纪传体体例。 作为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发展了《史记》的纪传体体裁，在记述历史时，有意地向《春秋》经进行模仿学习。《春秋》虽然是一部编年史，但经文内容过于简略，不能把“春秋笔法”的背后意蕴与经义通过这些简略的文字尽数让读者告知，故学者都称其为难读。而《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的存在，充实了《春秋》的内容，将经文的内容加以解释，或具体叙述其史事，故读《春秋》应与“三传”合读。《汉书》在体例上也模仿了《春秋》经传，“本纪”则记录历史纲要，纪事极为严整，而具体的历史细节则分列于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之中，就如同释“经”之“传”一样，在记事上博洽而丰赡，有些不便于在本纪中言明的负面史事，比如“巫蛊之祸”，汉武帝实难逃其咎，除了征战多年造成国内形势的紧张之外，他的多疑与残暴造成了宫廷的混乱，但是“本纪”是“包举大纲”的，不能阐释细节，但是在《武五子传》中，就有从容详细介绍的空间，故班固在传中总结了“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为所致焉……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这里面就把原因说得较为详细了，且充分发挥了作者的议论，展示了他的观点，也加深了“纪”与“传”两个部分彼此之间的联系。  《汉书》（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些特点，都是《史记》中不曾见到的内容，也是班固的创见，正因为浓厚的宗经思想与为汉王朝张本的心态贯彻在班固写史的过程中，《汉书》读起来更像是一部在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下完成的史学著作。断代为史，涉及到对这一王朝的总体评价，而《汉书》是对汉朝抱有“温情与敬意”的。此后官方修撰的正史，直接从《汉书》继承了断代史的撰写原则与立场，也就是说此后的历史，越来越走向官方化的立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作者的独立思想与人格，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 本文为腾讯儒学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