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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凌俊峰 关于“成一家之言”，似乎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今天我们常常表达某种观点，就说这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并不一定是一种确定的、成熟的观点，以表示自己的自谦。从这个角度上说，司马迁写史，当然也是他自己的“一家之言”。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史记》（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这里的“家”，并不指什么一个人的观点，而意味着一大学术流派。考虑到司马家族“世典周史”的地位，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先秦诸学派的总结与批评，这意味着他对诸多学派进行研究后，有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趋势，司马迁自然也如此。他与其父司马谈不同，所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向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经学，打下了很深的基础。当然，他不是那种只知守章句，袭旧说的腐儒，他要做的是把著史和自己的家学结合起来，故他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又是那“五百年”，孟子曾经说过，他要做承继周文王之后的王者，而且是“舍我其谁”，除了他又有谁能担当这样的大任？这样一句话，展现出孟子的大丈夫担当，当然，这也是最直接，毫不谦让的说法。司马迁表达的也很婉转，他说孔子去世已经五百岁了，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承继儒家文脉，整齐六经，为后世立法，这样的一个大任，我哪里敢退让！ 的确，当仁不让。古人主动站出来承担一时代大任的意识，实在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好好学习，当我们遇到自己能做，该做的事情时，能有一股冲劲，而不是往后躲，以“谦让”为名，行怯懦之实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更精彩。 还是回到司马迁的故事。司马迁既然想承继自孔子以来的文脉，整齐先秦与西汉前期的学术成就，他所需要的，不但是在学术上承继儒家学派，还需要对先秦时期灿烂的诸子文化，乃至汉代思想加以整齐、评述。故除了尊崇孔子，将其拔高到“世家”的地位之中，司马迁还为其他思想家立传，如老子、韩非、孟子、荀子、孙子、司马相如……故读《史记》，其实也是在读一部简明的先秦西汉学术史，伟大的哲思穿越千年，透过纸张，正发出璀璨的光芒。  司马迁（资料图 图源网络） 除此之外，司马迁作史，不拘一格，体裁上有许多创新，这同样可以看作是其“一家之言”。如《本纪》部分，就分列《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秦本纪》记述战国大局，《秦始皇本纪》记录秦始皇一扫六合后的统一历史。作为汉代思想家，把和自己为敌的项羽也列入“本纪”，这也是彰显其胆识的一大壮举。当然有些学者认为，项羽在秦汉易代之际是掌握大权的叱咤英雄，实际上就相当于皇帝一样，故列为本纪，也是为统筹其事之便。不管真相如何，司马迁对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的确是多着笔墨，对他的刻画，是相当成功的。《世家》部分，除了列入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之外，还加列秦末首唱义兵的陈胜，这些安排背后都显示出了司马迁的深思熟虑。 开列这些原因，就大概可以简单解释司马迁是如何“成一家之言”的了，但仅仅这么解释，我亦觉得不能够满意，尽管这似乎是当今学界对此的主流解释。这样的学说还是偏于简单，在理论上虽然能够自洽，却缺乏思想深度。以司马迁的学术经历和在当时史学未能成型，附于经学的尴尬地位来说，去谈司马迁呕心沥血著书立说，只是想“开一史学家派”，似乎将史学抬得过高，不符合当时的思想背景。这一疑问，在我读《史记》时，总是萦绕脑海，难以解决。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苏镇先生近期撰文《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解》，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疑惑。其文指出，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目的是为其在自序中的“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做注脚，其关注点是《史记》“八书”的内容。 关于“天人之际”，我们已谈过《天官书》，兹不赘，而《平准书》记载汉代经济状况，在汉初经济凋敝背景下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家经济恢复，许多富人积聚财富后为非作歹，奢侈之风、违法之风大盛，这些都影响到了国家安定，司马迁记述前代历史，关注点还是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失败，揭露“物盛则衰”、“陵迟衰微”的现状，对时代政策加以批评。  汉太史司马迁祠墓（资料图 图源网络） 证据是什么呢？还在《太史公自序》：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也，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竖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这里的引文很长，其要在于明《春秋》之义，最关键一句，即“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要用《春秋》大义去辨别是非，为政治建立一中合乎情理与法理的模式，这是董仲舒的公羊家言，而司马迁所做，正是以《春秋》公羊家的“别嫌疑，明是非”为自己褒贬历史人物的依据。汉代公羊家认为，《春秋》是孔子为后世立法的作品，其法之要在于拨乱反正，故一言以蔽之，司马迁写史立言，其目的还是隐晦地表达对时政的批评，为汉王朝提供改革弊政的方案。从这个角度上看，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实际上还是立“公羊家之言”，这样的说法缺少了前一种解释带给我们的新意。 将陈先生的观点择要介绍后，我们可以发现，立“公羊家之言”也许才是司马迁真正的“一家之言”，我们今天把司马迁看做史家之创派宗师，但当时其著作还是没能摆脱当时的经学思潮。这也许是历史给我们开的一大玩笑，但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仍不得而知，还是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史记》完） 本文为腾讯儒学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