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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凌俊峰  司马迁（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作为一部通史，《史记》要努力做到将数千年的历史进程集中于一书展现。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历史是要了解古今变化的，故对远古时代的历史，则简要记载；而靠近当世的历史，因有重要的意义，其记载逐渐详细。司马迁在处理历史变化的时候，采用了简明扼要的办法，将大事之要记载在“表”中，并加以简单的评价，读者通览“十表”，则可以了解某一历史阶段的大势。如《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周室衰微，诸侯专政”；《秦楚之际月表》则说：“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总之，这是一部简明通史——今天的“历史大事表”也从这样的体系中来，是我们读史之要领。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的变易常常对今天的局势也有所影响，秦代的存在给历史学家以广大的思考空间。汉代成秦而起，其思想家多批判秦政，以秦信奉法家思想，行不仁之政，不懂得爱惜民力等等，其书则直斥秦为“暴秦”，这是汉代思潮之主流。但司马迁不这么认为，他就指出秦虽然以暴力取得天下，“然世变，成功大”，统一的秦为后来的汉王朝提供了借鉴与榜样，秦制为汉所继承发展，最终开启了数百年之盛世。司马迁嘲笑一味诋毁秦朝的读书人迂腐而不知时变，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新观点。除此之外，儒生们常常厚古薄今，说古代是黄金时代，而当世则礼崩乐坏。面对这样的思想，司马迁反驳道：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汉代安定之后，经济得到了极大进步，早就比“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时代进步的多了，故为政者“言必称三代”，造就了古代的空洞神话传说，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以史为鉴”，完全可以挑选近世甚至是当代的例子，不必对虚幻的远古神话与近乎全能的古圣贤王深信不疑，把它当成传说就够了——尽管这一观点可能动摇了许多人的“黄金时代”信仰。要知道在大家都点头的时代，敢于站出来说“不”需要的不仅仅是远见卓识，还需要非凡的勇气，司马迁显然做到了这一点。  司马迁（资料图 图源网络） 讲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就多谈一点，那就是“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两种不一样的思潮。似乎“正统”儒家们都是喜欢“厚古薄今”的，在他们眼中，三代是黄金之世，五帝都是难以超越的贤明圣王，到了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春秋终于“礼崩乐坏”，开启了一个乱世，为了重回太平盛世，我们要向古圣贤王学习，才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这种思想固然没有看到历史是进化前进的，后代历史只会逐渐往好的方向上走，但是它是一种很有用的思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处于某一个历史环境中，发现社会有很多问题与弊病需要解决，但限于言论环境不够自由，不能直接说出来，那怎么办呢？聪明的中国人想出来一种办法：我们去拿历史说事，一个人在说历史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并不只是关注历史本身，可能就在影射某种现实。加上我们儒家的传世经典里，古圣贤王都那么优秀、伟大，不管它是真的还是传说如此，今天的统治者都可以向他们学习一些“人生的经验”，从而走向更化——这是一种巧妙的游说之术，是对现实弊病的一种婉转批评。当然，这一思想成为主流时，很多人认识不到这种学说的精髓与现实意义，从而食古不化，一味认为今不如古，那就迂腐了。而司马迁认为今胜于古，这一思想是受到荀子影响的。想要深入了解这一问题，不妨翻翻《荀子》去。 除此之外，关于司马迁的“古今之变”，更多的指其对历史盛衰之理的认识，在一个盛世来临之时，我们如何发现时代中的隐忧，为统治者提供改革方向与长治久安的借鉴；而在衰亡时代中寻找积极的因素，实现纠偏理乱，实现极乱而治的扭转，而前一点似乎更重要，打江山易，坐江山难。故司马迁对历史中的黑暗面都毫不留情的揭露出来。如《平准书》中就说文景之世：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交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史记（资料图 图源网络） 盛世中因为经济条件的增长，人们欲望横流，容易贪污腐化，走向堕落，从而会加剧民众的苦痛，懂得这个道理，其实就明白为什么盛世尤其需要反腐，这个道理从司马迁那里就告诉我们了。 司马迁对历史黑暗面毫不留情勇敢揭示，这显示出了他的非凡胆量与男人本色，当然这也引起了许多争议。直到东汉末年，大家都知道的王允，对，就是那个挑拨了董卓和吕布关系，诛杀了董卓的人，他发现著名文学家蔡邕居然因为董卓对他有些什么所谓的“提拔之恩”（表面上是提拔，其实是强召为官，不然就杀了他，但蔡为官之后，董却极度敬重厚待他，唯不能用其策耳。）而为董卓之死哀悼了一下，于是就把蔡打入监狱。蔡邕在狱中上书认罪，并“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当时名臣如马日磾也为蔡求情，说：“伯喈（蔡邕的字）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但是王允却武断的拒绝了，还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于是一代奇才屈死狱中，王允也，显示出了“董卓”的一面，没有留下青史美名。但这段话是说明了，对司马迁的“秉笔直书”，很多人是有意见的。 本文为腾讯儒学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