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像 先后恭请曾国藩干脆反了清廷、自立为帝、另建新朝的劝进者,有王闿运、李元度、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鲍超、李臣典、萧孚泗、杨岳斌、李秀成等多人。 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光荣与陷阱:纵横太平天国》一书里说:“太平天国起事后,以疾风暴雨之势打得清王朝摇摇欲坠,腐朽的八旗、绿营在战斗中往往一触即溃,不经一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编练的地主武装——湘军才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惟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的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按说,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力、地位及其号召力,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的,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也大有人在,然而曾国藩却都没有答应,而是死心塌地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国藩(1811—1872,湖南双峰人)的劝进者行列当中,第一位且又始终如一的当属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王虽是经学大师,但更注重经世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用纵横之术来辅佐识时务之人成就帝王之业。太平军入湘后,曾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曾重视;后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3次至曾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晚年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只好“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割据一方。其进言当在咸丰五年(1855)冬王到武昌曾氏军营探望之时。但曾只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甚至,而于其意见却很少采纳。所以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第一轮劝进高潮是在1860年安庆战役之后。曾国藩刚进驻安庆英王府,就接到北京送来的紧急公文,说咸丰已于 7月17日在热河行宫驾崩,6岁独子载淳即位,以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这一消息给曾及其湘军上层人物以极大震动。在这军事上的重要时期,朝廷却发生这么大变故,以后形势将如何发展、湘军集团应如何应对,无疑是事关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曾分析了顾命大臣的份量与前景,他看到其中核心人物无疑是肃顺。肃是满人中极为精明干练的人才,一向主张重用汉人,自己被授为两江总督就因为他的举荐。表面上看,肃掌权对汉官有利。但是,曾根据历史经验又认为,皇帝幼龄,总要设顾命大臣;等到皇帝成年,又会以顾命大臣为亲政障碍,必然发生权力争斗,因为顾命大臣无不自恃功高而揽权;尤其肃顺锋芒毕露,刚愎自用,下场一定不会好。想到此,曾不由得隐忧重重。 因安庆被克,曾国藩进驻英王府,皇帝又死去,湘军大将及与湘军有关系的政客、官僚不断往来安庆,议论激变的形势。不少人都有意在这清廷幼主即位、人心未定之际,请曾取而代之。他们欲盛筵相贺克复安庆,曾却以皇帝刚殡天而未许,只准各贺一联。其幕僚李元度(1821—1887,湖南平江人)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审慎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便是此事。李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张裕钊来到安庆,以一联呈曾,其联是“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树(湖南人俗称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当年孙权写信劝曹操取代汉帝,曹一眼便看出其叵测居心,说:“这家伙是想把我置于火炉之上烤。”曾说湘军诸将只知拉他上草案树,话中含意正与曹语相似,可知湘军诸将确有意劝进。 不久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阳人)来到安庆。胡是湘军中第二号人物,也是曾国藩知心好友,他们谈起话来就更推心置腹,毫无顾忌。胡对时局和八位顾命大臣的认识与曾是一致的,但胡消息灵通,对宫中秘密比曾知道得要多些。他告诉曾八大臣与小皇帝生母那拉氏之间的尖锐矛盾,指出可能会发生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对抗顾命大臣的大冲突。如果宫里闹起来,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反正乱子是一定要出的。曾听得心惊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何如。胡瞟了曾一眼,慢慢从怀中抽出一个信套,一面递给曾,一面说:“来安庆前,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来了一封信,说他游神鼎山新得一联,让我交你指正。”曾接过信套,从中抽出一纸,上面果然是左的亲笔,只见写着:“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读此联,不觉脱口称赞:“好一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极。”但当曾抬起头来,看到胡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时,心中猛然一动,顿时悟出联中的暗藏机锋,不由得默然良久。胡见他不说话,也不便再问,遂又掏出一个信封递上去,说:“我也有一副拙联,不妨一起请教。”曾打开,只见此联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略一品味,亦忍不住大声赞赏,连称“极妙”。胡惊问:“妙在哪里?”曾回答:“九弟(曾国荃)攻破安庆城,杀了一些长毛,心里老是后悔;你这一联有如良药,定可除九弟心病。”胡眼中的光彩黯淡了一些,摇了摇头欲言又止。两天后胡要回武昌,曾与他送别,拿出左的联语说:“季高的联语,我给他改了一字。”胡打开一看,联语中的“似”字已改成“未”字,变成“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胡看了放声大笑道:“涤生,你这一字之改,把季高的整个意思弄颠倒了。”曾正色答道:“天地有位、阴阳有序,本来就不是可以乱来的;季高要将地比天,这就颠倒了,所以应颠倒过来。”胡知道,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送的那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同样也是要让曾在这变乱之年,以非常手段夺取地位,弭乱安民。但曾拘泥之心太重,不肯做这非常之事,看来他的话等于白说。胡于是提笔在曾修改的签字旁大批8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遂与曾相视一笑,拱手而别。 其实在湘军诸将及胡、左、李之前,曾国藩的门生与挚友、水师大将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阳人)已经劝进过一次了。彭与曾的关系非比一般,曾是他“一二知己者”。彭用情专注、持身谨严的品格,尤令曾欣赏。然而,就是这位他最欣赏的人,正是湘军集团中最早劝其自立的。安庆克复后,彭被任命署理安徽巡抚,他派人往迎曾东下,在曾所乘的座船犹未登岸之时,彭便派一名心腹手下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曾拿着信来到后舱,但展开信后,只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亲笔所写的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时后舱里只有曾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12个字,同时见曾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 此时,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闿运也来到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王5年前劝曾自立不成,遂去北京应试,虽未能金榜题名,却得到权臣肃顺的赏识,在其家教读,用为心腹,甚受尊重。前时营救左宗棠,靠的就是王和肃的关系。王时常代肃拟写奏折,以致连咸丰帝也知道肃府中有位才华横溢的“王举人”。王自视甚高,不愿做官,但自为肃看重后,结交内外官员、士人,此时已是名满天下。一见曾,王便出语惊人:“国家大乱在即,我为大人谋一良策。”曾虽喜王的文章,但对他这种危言耸听的态度很是反感。王见曾不置可否,接下去说:“皇太后要行垂帘听政,大人想已知道。”他不待曾回答,继续说:“纵观史册,女子临朝,国必大乱。”王的几句话便打动了曾,此人是肃顺之“西席”,绝非道听途说。于是,曾认真听他讲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要推倒顾命八大臣,实行垂帘听政的宫廷内幕。王站在肃的一边,认为肃力矫弊政,重用汉人,是个难得的英才;但慈禧母以子贵,内结权臣,外援重兵,八大臣很难成为她的对手。最后王为曾指出两条路:一是拥湘军之重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而行顾命之制;或者干脆在东南举起义旗,为万民作主。以湘军之众和曾氏的威望,天下必然响应……王眉飞色舞,喋喋而谈;曾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桌子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便站起窃视桌上,只见上面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摇头苦笑,遂不辞而去。 曾国藩终生服膺理学,一向以忠君爱国的卫道士自居。劝他做那犯上作乱、青史不容的“逆臣”,无疑违背了他一生赖以立身的信仰和原则,他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而且,越是随着湘军胜利在即、大功将成之日的到来,曾越是日夜不安、忧心忡忡。他熟读史书,自然知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他也明白清廷始终对自己心存疑忌。金陵(南京)克复之后,自己与朝廷的关系将如何处置,这是一个让曾寝食不安的问题。远在曾国藩与曾贞干率部东下之时,他就反复告诫他们,实则也是自我告诫,一定要在鼎盛之时,杜绝骄横自满情绪,随时准备急流勇退。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引证历史上霍光等人因恃功自满而遭不测的例子,教育诸弟要谨慎自勉,自惕自慨,不贪财不贪功,每日劳心自省,及时回头看看,及时后退,方有可退之路。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他也表示了要功成身退的想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