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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高正  朱高正（资料图 图源网络） 编者按：本文系第六届海峡两岸（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期间，台湾知名学者朱高正，在纪念《近思录》成书840周年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上的演讲摘编。 八百四十年前，朱熹与吕祖谦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哲学选辑——《近思录》。当时朱熹、吕祖谦与张栻号称“东南三贤”。张栻就程门的得意弟子杨时所笔记的《二程粹言》重新整理，编为十卷。而朱熹与吕祖谦则从周敦颐、程颢、程颐与张载等四位大儒的十四部代表性著作之中，摘录了六百二十二条，依照朱熹对修己治人的理解，编为十四卷，其中收录周敦颐十一条，张载一百一十条，其余五百零一条则摘自两位程夫子。易言之，《近思录》所收录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两位程夫子的言论思想，除此而外还扩及两位程夫子的启蒙老师周敦颐，以及两位程夫子的表叔张载。有趣的是，《近思录》是朱熹所主编，并未收录朱熹本身的言论，倒是朱熹去世之后七十年，在多人的努力下，最后由黎靖德编定为一百四十卷的《朱子语类》，而成为孔子以来最为详尽的儒门师徒间的对话纪录。 （一）《近思录》是新儒学的纲领 朱熹一辈子时间花得最多、用力最深的经典，莫过于《大学》。众所周知，朱子临终的前三天仍然在修改《大学》的诚意章。朱熹把《大学》和《中庸》两篇从《礼记》中抽出，按照两位程夫子的意见，针对经文重新予以调整前后顺序，甚至还补了一篇格物致知的小传，然后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并为《四子书》，或简称《四书》，并为之章句、集注。而朱子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明、清三代就成为朝廷科举取士的定本，《四书》的重要性也因此而超过《五经》。朱熹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所以《四书》是通晓《六经》的阶梯，而他所编纂的《近思录》则又是通晓《四书》的阶梯。想要理解朱子学的精华，莫过于细读朱熹所撰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而其中的第三条“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则被概括为“修身之要”，而《大学》也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我们可以将《白鹿洞书院揭示》视为袖珍版的《大学》；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将《近思录》视为完整版的《大学》。 当年编撰《近思录》，朱熹四十六岁，《近思录》的完成可视为朱熹与吕祖谦两人在思想上完成整合，因此在编完《近思录》之后，才在吕祖谦的安排下，带着各自的弟子从崇安（现今的福建省武夷山市）出发，越过分水关，到信州府（今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的鹅湖寺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展开为期三天的鹅湖之会。自此而后，程朱与陆王成为“新儒学”的两大流派，持续到现在，仍然余波荡漾，难有定论。但有趣的是，不论那一派都不能否认，《近思录》这部经典的地位。 其实，朱熹正是因为作为《近思录》的主编而成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在北宋五子当中，除了邵雍外，其他四位大儒，周敦颐代表濂派、两位程夫子代表洛派、张载代表关派，而朱熹所代表的闽派因为编撰了《近思录》而融合了濂、洛、关三派的理学。之所以会排除邵雍，则是因为当初朱熹要编撰《近思录》是依据《论语》中子夏讲了一句话：“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所以取书名为《近思录》，就是要鼓励有志于成圣成贤的青年学子，要从自己身边切近于己的事情开始反思做起，而邵雍正是易经数学派的高人，动辄就是元、会、运、世，一谈就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与编撰《近思录》的主旨不符，因此就把邵雍排除出去。至于来自关中的张载，是两位程夫子的表叔，却又以师礼来对待他的表侄儿，他的气论、“心统性、情”说，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见解，还有那著名的《西铭》，后来都成为新儒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因此朱熹所编撰的《近思录》无疑就成为新儒学的纲领。 （二）《近思录》所代表的朱子学是过去数百年东亚文明圈传统文化的主流 《近思录》作为新儒学的纲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贞下起元、归根复命的意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朱子学成为过去七、八百年来东亚文明圈传统文化的主流。 众所周知，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总结了二帝三王（尧、舜二帝与禹、汤、文、武、周公等三代圣王）所树立的文化理想与人格楷模而垂范后世。从黄巾起义开始，到朱熹完成新儒学纲领《近思录》的编撰，这整整一千年之间，儒学是不断遭到佛、道的排挤。所幸有韩愈与李翱倡导于前，而北宋初年的孙复、石介、胡援、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响应于后，他们试图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凸显《大学》、《中庸》与《易传》的重要性，并试图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以便重新振兴儒学。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终于出现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两兄弟与张载等五位大儒，他们的思想精华就被南宋大儒朱熹融会贯通，而在朱熹一系列的著述上开花结果，譬如：《四书章句集注》就取代了《五经正义》的地位，成为朝廷科举考试的定本；而朱熹所著的《周易本义》，也与《程氏易传》并驾齐驱，取代了王弼《易注》的地位，尤其清朝康熙五十四年朝廷所编的《周易折中》，更是以《朱义》为主，《程传》为辅，做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最后还是以朱注为主；至于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则成为最近七、八百年东亚文明圈读书人案牍的必备之书。《近思录》正是代表着儒学遭到佛、道的挤压，面临严重边缘化的危机之下，一批来自儒学的时代精英能够与时俱进，以《论》《孟》两部经典为主，刻意凸显《大学》、《中庸》与《易传》的重要性，实事求是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而完成儒学的复兴。因此由于儒学的复兴，新儒学重新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东亚深受儒学熏陶的地区，像朝鲜、越南、日本，也都以朱子学为正统。 （三）《近思录》是今人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终南捷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要对中华文化提纲挈领，掌握其精髓，谈何容易？上个世纪，国学大师钱穆曾经开列七部经典，作为当代中国读书人必读的书单，那就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与《传习录》。其中，论、孟、老、庄是代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经典，而《六祖坛经》则是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著作，它是唯一一部原著汉文的佛经，也代表佛教完成中国化的里程碑。而《近思录》则是由一代儒宗朱熹将北宋四位大儒，针对儒、释、道三家融会贯通之后，精心编撰、影响后世深远的新儒学纲领。至于《传习录》则是明代王阳明架在朱子学之上，补强、完善朱子学的代表性著作。换句话说，在这七部经典之中，《近思录》扮演著承先启后的角色，一方面融合、总结了儒、释、道三家的精华，另外一方面，为阳明心学提供了丰腴的思想素材。朱子作为一代儒学的宗师，对最近七、八百年来东亚文明圈的影响，无以伦比。对近代欧洲而言，朱子学就是东亚文明的代表。难怪钱穆会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也正因为如此，清朝康熙五十一年，朱子的神位被供奉进孔庙大成殿，这是自秦始皇以来，能被供奉在孔庙大成殿唯一的大儒。康熙皇帝后来被追谥为“圣祖仁皇帝”，这应该是秦始皇以来，被评价最高的政治领袖，而康熙本人自幼崇尚朱子学，其用人、治国莫不以朱子学为依归，因此才能开创康雍乾的百年盛世。他在为《御制朱子全书》作序时，称赞朱子“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学之传，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近思录（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近思录》作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开山之作，其实也就是当代读书人走进优秀传统文化堂奥的终南捷径。在纪念《近思录》出版八百四十周年之际，也正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光靠经济建设的成就不足以保证后继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关键时刻务必要抢救久被冷落疏忽的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建立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恢复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将《近思录》做为当代读书人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导读性著作，这就是纪念《近思录》八百四十周年最有意义的方式。 转自丨“朱子理学摇篮武夷山”公众号（ID：zzlxylwy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