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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八君子之高攀龙:静坐韬光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杭州图书馆 newdu 参加讨论

    
    高攀龙画像
    高攀龙(公元1562-1626),字云从,一字存之,别号景逸。明无锡(今属江苏)人,年少读书,即有志于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但凡读书人,一旦举了进士,居一官职,便想舒展宏图,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高攀龙也一样,京都初及第,春风得意回,是好好报效国家的时候了!当初凭了一支笔,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考取进士,能不好好驰骋一番么!惜乎,高攀龙生不逢时,他想振翅高飞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可以让他博击长空的机会。明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持了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苛政暴敛益形繁重。面对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当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写了一副对联,很能说明当时他们的心态: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也是无赐人,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直言敢谏,常和一些正直的朝中官员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一次,首辅(相当于“宰相”)王赐爵别有用心地对他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指朝廷)之是非,天下(即指舆论)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一针见血地戳破了朝廷当权者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丑恶现象。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一事,引起神宗的反感。翌年,朝廷会推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均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加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他在家乡,将宋代的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进行修复,与他弟弟等人一起进行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他德高学湛,在士大夫中声望颇高,得到许多人的响应。
    那阵子,高攀龙面对政治腐败的局面,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作为国家栋梁的士大夫,如果不出来关心世事,主持公正,“君子无取焉!”神宗身边的奸佞小人太多,长此以往,国必亡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攀龙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真话,于是写了《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力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挽大厦于将倾。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个相同的特征:正直、善良,并试图将这份美好品德无私地奉献给国家,上自屈原,以而孔子、而孟子、而……至高攀龙无一不是如此,而其实,这只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只能是他们的自作多情。没有人需要你的正直与善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培植正直与善良的土壤了。故一旦他们的正直与善良冒出水面,厄运就会来临。高攀龙也一样,自以为那一份花了他心血的谏疏能够得到皇上的欣赏,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纸降职书,他被调到边远地区去当一介可有可无的小官了,史书上说他是 “谪揭阳典史”。高攀龙心灰意冷,不久便辞官归里,与顾宪成等人一起操持“东林书院”,被人称为“东林党”,而他与顾宪成则被称为“高顾”。《明史·高攀龙传》载:“初,海内学者率崇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所宗。”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与思宗崇祯三个朝代,长达半个世纪。他们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竭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疯狂掠夺,主张重视农业与工商,要求惠商血阝民、轻徭薄赋、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提倡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等等,从而使天下“欣欣望治”。多么美好的愿望!
    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顾宪成逝世,高攀龙忍悲含痛,继续在东林书院讲学,继续宣扬他们一贯的政治主张。第二年,为排解心中的郁闷,高攀龙与好友一起到了杭州的灵隐天竺一带游览。这一次游览,留下了“高攀龙静坐韬光”的佳话。早在年轻时,高攀龙就喜爱静坐,这是养性之功。他觉得读书没有长进,同“德性工夫”大有关系,而静坐能够使人生慧。故他常常一坐就是半天。每逢外出公差或出游时,他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次,他游了灵隐三竺胜地后,再上游至韬光,觉此地茂林修竹,绿树如云,泉声逸响,鸟喧林幽,心想:此地不静坐,更待何处?于是,他便决定暂时住在韬光,天天静坐,前后竟然有三十七天之多!
    韬光清寂,与宦海官场完全不同。宦海纷扰沉浮,如萍随波,飘忽不定。官场如波涛,凶险异常,不如就在林中静坐吧,听风,听泉,听鸟,听禅;观云、观月、观花、观僧。将一颗心荡涤殆尽,毫无负担地生活着,多好!静坐中,仍常会冒浮出历历往事,那些坎坷的人生遭际,不禁生出悲叹之感。他写了《三七日而去书二诗纪胜游云》,其一曰:
    落日在平野,怅然怀千秋。
    缅彼临安区,当年栖王侯。
    楼台何郁郁,冠盖纷相酬。
    一朝世事尽,百代成荒邱。
    徒存指点迹,令人心伤忧。
    何如蓬庐士,偃息岩壑幽。
    诗书共朝夕,花木递春秋。
    觞酌洽朋友,卧起新凫鸥。
    岂不念世故,中心自有求。
    生有无穷娱,既没名长流。
    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昔人往矣,故事逝矣。“一朝世事尽,百代成荒丘”。现在能够看到的,也只能是仅供指点的那几处残迹了,指点处,叹息与悲凉同在,抬望眼,天高云淡,林深涧幽,不如就寄身于岩壑间,效仿那蓬庐士,偃息林壑间,与诗书共度朝夕,与花木同送春秋。闲时请三五好友来喝喝酒,睡醒之后与鸟儿说说话。这也不比在官场中差!
    其二曰:
    偶来山中坐,兀兀二旬余。
    心中澹无事,宛若生民初。
    流泉当几席,众山立庭除。
    高树依岩秀,修竹夹路疏。
    所至得心赏,终日欣欣如。
    流光易蹉跎,此日良不虚。
    寄言养性者,速驾深山居。
    从这首诗来看,高攀龙的确是对官场心冷如灰了。他再也不想踏入宦场了!“流光易蹉跎,此日良不虚。寄言养性者,速驾深山居。”他似乎是想明白了,明白时光易逝,生命宝贵,好象要把所有的“养性者”都叫到深山里去住,过一辈子与林为友,与鸟为朋的好日子!
    我倒是希望高攀龙先生能够一直住在韬光,直到离开人世。这样的话,他也不会这么早就投池而死。
    “终南捷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都爱走这条道。尽管走这条道得先吃点苦,但总有一天要离苦得乐。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显”的一面。虽则说失意之时,亲近自然,偃居深山,然一旦有机会,还是要出去闯荡的,美其名曰:“大丈夫当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岂能避世山野自保耳!”
    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神宗恩赐启用废黜的朝廷旧臣,高攀龙诏拜光禄寺丞。明熹宗元年(公元1621年)拜光禄少卿,后转太常少卿、太仆卿,旋又晋升为刑部侍郎、都察院都御史。身在庙堂,景况又是另外一番了,不知此时的高攀龙,是否经常回忆起在韬光静坐的那三十七天?是否还写那样的诗句?也许,此一时,彼一时了。乌纱重戴,愿望又起,他想好好把握这一次机会,努力为朝廷作贡献。知识分子总爱犯老毛病,犹如妇人生孩子,阵痛时大喊:“痛死我了,以后再也不生了。”接下去仍然接二连三地生,每生一次都说下次不生了。知识分子善忘,失意时,想着去深山疗治心灵创伤。要是得了意,这伤就自动痊愈。高攀龙初任御史,新官上任,三把火总是要放的,更何况他确是想大力整顿吏治,使得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就从一位名叫崔呈秀的含官(御史)入手,准备挖一批朝廷蛀虫出来。谁知这崔呈秀系魏忠贤心腹。时魏忠贤权高皇上,专断国政,谁敢动他的毫毛啊?你想把他的心腹崔呈秀拉下马,那不是笑话么!到头来,高攀龙没把崔呈秀铲除掉,反让崔呈秀诬告公报私仇。明熹宗在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兴起大狱,追杀东林党人,高攀龙被逐出朝廷,崔呈秀仍居高位。
    至此,我想,高攀龙应该有所醒悟了,这个时候倒真的可以去深山“偃息”了。但他没有去,仍在观望,仍在想着有一天,神州出青天,让他官复原职,大展宏图。这一等,等来了杀身之祸!第二年,崔呈秀想斩草除根,以免后患,派兵逮捕他。到这时,他才知道,他活不了了,只得“肃衣冠,草遗表,”临死之前给熹宗皇帝留下一份遗疏,说:“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谨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遗。”他说他要向屈原学习,不愿让你们杀掉,不如跳进水里死去清白!
    高攀龙就这么死了,明崇祯时得了一个谥号:忠宪。平生操履笃实,涵养邃密,文格清遒,诗意冲淡,被称为当代大儒。著有《高子遗书》十二卷,《易》学著述有《周易孔义》、《周易易简说》,另有《春秋孔义》、《二程节录》、《正蒙释》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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