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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作为孔子所建立的学派之名，在《论语》里尚无其例。而在孔子死后不久，到了墨子的时代，“儒”或“儒者”已经成为墨子及其学派用以指称孔子学派的定名了。与墨者同时的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也以“儒”而自命，并往往通过追述“孔子曰”对“儒”加以定义和说明在这一方面，《礼记》的《儒行》篇可谓是最明显的例证。  陈来（腾讯儒学摄） 近代以来，因为孔子不曾对“儒”字加以解释和说明，已有的甲骨、金文资料中也没有儒字，于是引起诸多大家学者纷纷“原儒”，企图找出春秋以前儒字的本义，从而说明春秋末期“儒”的特质和儒家思想的根源，以呼应20世纪前期对儒学的批评和关注。其中方法论上的问题我在拙著《古代宗教与伦理》中已经作了分析。 其实，不管“儒”在字源上的原始意义如何，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战国儒学在运用“儒”字上所表达的自我理解，以及战国时代其他学派对“儒”的思想刻画从他者的一面所反映的“儒”的意象描述，都突出显现了对何为儒之人格、何为儒家的学说宗旨在当时通行的理解，值得作一番清理。 一、儒服 衣服冠带在古礼中有其制度，随着春秋后期的礼崩乐坏，各种礼制都遭到破坏。儒家以继承和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与文化秩序为己任，所以在儒家传承的礼书中也往往涉及冠服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丧礼的冠服问题。但孔子的确也从以礼治国的角度谈到恢复古礼及其冠制：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这里的服周之冕即涉及冠制，但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作为儒服来提出的，而是作为恢复三代文明礼制的一部分提出来的。这是儒家复礼的理想的一部分，所以后来荀子也提到冠制：“天子山冕，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韦弁，礼也。”（《荀子·大略》）就涉及从天子到士的衣冠礼制。 据文献的记载，到了墨子时代，便明确有所谓“儒服”的问题出现了。所谓儒服，就是儒者所穿着的衣冠服带。不过，从《论语》看，在孔子的时代，并无所谓儒服。“儒服”的说法，首见于《礼记》的《儒行》篇，而即使在此篇，也证明孔子的时代还没有儒服的定制：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礼记·儒行》） 这是最著名的孔子论儒服的言论。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的确是孔子的思想，可以说，虽然孔子自己对于所着衣冠有一定的讲究，但并未制定一种儒服，要他的弟子们都如此穿戴。郑玄注：“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单衣也。”孔子穿着的逢掖之衣是鲁国的衣服，是一种袖子很宽大的衣服；孔子的家族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即士，这种服装合乎他的身份。章甫本是殷人的冠戴，宋国贵族常戴章甫之冠，孔子既长于宋，故孔子也习惯戴章甫。所谓其服也乡，是指孔子的服装多是顺随环境风俗，而不是刻意定制。《论语》公西华之言曰：“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郑注：“衣玄端，冠章甫。”可见，到孔子时代，章甫已成为一种礼冠。要之，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在孔子是作为他所认同的一种“士”的服装，符合自己的地位和习惯，以与俗人相区别。士须穿着与俗人不同的衣冠，这是礼，故孔子对衣冠的注意也表示孔子的尊礼。《论语》中没有关于儒服的讨论，在孔子死后，据墨子说，“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故孔门弟子慢慢以孔子的衣冠作为儒士（墨子已用儒士之称）的标志，由是产生了所谓儒服的问题。上引《儒行》篇的思想是符合孔子思想的，但“儒服”之说不一定是哀公与孔子真实的问话，可能是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时代儒服论流行时所添加。无论如何，这种说法符合孔子的立场，代表了早期儒家的思想。上面这一条材料出自《礼记·儒行》，类似的在《荀子》中也有一条：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取之邪？”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夫章甫屦，绅而搢笏者，此贤乎？”孔子对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哀公曰：“善！”（《荀子·哀公》） 这本来是讨论如何取士，孔子主张要内观其志，外观其服，要取“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这样的士，这是孔子所肯定的士。“服古之服”应当是儒服之说所自出的根源。服古之服是作为志古之道的一种体现，也是复古之礼的一部分。但是孔子并不认为遵行“章甫屦，绅而搢笏”冠服的人就必然是贤士。哀公之问，应当就包含了所谓儒服的问题，是缚鞋带的鞋梁，绅是腰带，可插笏于上，笏是大夫朝见君主的手板。此条当源于战国儒者所增录，“章甫屦，绅带而搢笏”的冠服即是战国时人们所理解的所谓儒服，但在这里，孔子并没有坚持儒服者必然是贤士。这和《儒行》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中还有另一条是：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号然也？资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闻之：好肆不守折，长者不为市。窃其有益与其无益，君其知之矣。”（《荀子·哀公》） 据杨注：绅是大带，委指委貌，即周代的一种冠。这也是说，孔子认为，绅、委、章甫的服饰是礼制的规定，但并不能直接有益于仁，仁的德行要通过修身才能达到，而不能把注意力放在衣冠上面。所以，后来“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对”。（《荀子·哀公》） 在《墨子》中儒服问题就明确了，与墨子同时的儒士中就有明白声称服古和儒服的人，如公孟子： 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闻之曰‘宿善者不祥‘，请舍忽，易章甫，复见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请因以相见也。若必将舍忽、易章甫，而后相见，然则行果在服也。”（《墨子·公孟》） 这清楚地表明，公孟子一派的儒者“戴章甫，搢忽，儒服”，这正合于《荀子·哀公》篇所说的“章甫屦，绅而搢笏”的冠服。从《儒行》篇可见，孔子本来是主张儒者的特性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冠服，即所谓“行不在服”，故其服也乡，在这一点上，墨子和孔子是一致的。公孟子一派是孔门后学中偏重儒服的，虽然他在墨子的教训下也承认了儒行不在冠服（儒行问题亦从此出），但终究将冠服的问题看得很重要。 《墨子》书中又载：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杼、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所循皆小人道也？”（《墨子·非儒下》） 服古即穿着古代冠服，服古而后仁，即上面所说的“服而后行”，这里与墨家争论的“儒者”不仅狭义地重视冠服，而且可以说重“礼”胜过于“仁”。据《荀子·非十二子》所说“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重视儒服的这一派可能主要是子张氏之儒，公孟子可能是子张的后学。又据《荀子·儒效》篇“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则古服派似乎也应当包括子思学派，因为子思氏之儒也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逢衣即逢掖之衣，浅带当即绅带。 前述哀公所说的“章甫，屦，绅带，而搢笏”，关于屦，可见于《庄子》之书：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庄子·田子方》）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这与墨子的思想基本一致。庄子当时所说的儒服，主要是“冠圜冠；履句屦；缓佩玦”。据《庄子》注疏，句，方也，圆冠象天，方履法地，“缓佩玦，言所佩者玦，而系之带间，宽绰有余也”，但庄子所说的冠是否章甫，无由得知。从“哀公曰”的说法来看，儒服已经是鲁国流行的冠服了，这大概是战国的情况。 《庄子》载盗跖责孔子： 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庄子·盗跖》） 这虽然是寓言，但“缝衣浅带”则显然是指儒服，即《荀子·儒效》篇的“逢衣浅带”。荀子也认为士君子应当有士君子之容，他所说的士君子之容，就包括“其冠进，其衣逢”。进即峻，高也；逢，大也。而盗跖的说法也证明，战国的儒者的儒服是来源于孔子的“逢衣浅带”。 其实，战国时期公侯和诸子之中有不少人注意在衣冠上作文章，除齐桓公“高冠博带”之外，如“昔者晋文公好苴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屦”（《墨子·兼爱》），《庄子》中“皮弁鹬冠、搢笏绅修以约其外”（《庄子·天地》），最有名者为“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庄子·天下》），这样的例子很多。 总结上述，我们可以说，战国时代一些孔门儒者很重视儒服，既反映他们的文化理想，也反映了他们通过冠服表达的学派认同，儒服的主要特点是：衣逢掖之衣、戴章甫之冠、履句履、绅带、搢笏。但孔门传承的孔子宗旨，并不把儒服看做是儒的先务，始终主张德行的优先性，这一点也是明确的。 战国时代，儒服之说，渐渐流行，所以典籍中常见此说，如《吴子》“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吴子》第一）又如《庄子》：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唯剑士也。”庄子曰：“诺。周善为剑。”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说剑》）吴起、庄子都不是严格的儒，何以儒服见王侯，不得而知。也许这里所说的儒服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士”的服装，而不是上面所说的儒者的古服。 孔子死后，他的门人很注重外在形式对孔门的象征性凝聚作用，如认为有子长得象孔子，便试图以有子为领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冠服亦然，据《晏子春秋》： 景公为巨冠长衣以听朝，疾视矜立，日晏不罢。晏子进曰：“圣人之服，中侻而不驵，可以导众，其动作，侻顺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争学其容。今君之服驵华，不可以导众民，疾视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脱服就燕。”（《晏子春秋》卷二第十六） 可见法圣人之服，是当时的一种流行风气，以孔子冠服为模本的儒服，于是乎也流行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