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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辩 战国时代儒者与其他各家各派进行了不少争论，其中不少涉及儒者之道的问题，分析这些论辩，也有助于对当时的“儒者”及儒者主张的理解。 战国时期儒者与各家进行了广泛的辩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和墨家的辩论，“儒墨之争”也是当时最广为人知的学派争论。其在《庄子》之书，最为显然。 如《庄子》中说：“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庄子·在宥》）又说：“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归，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庄子·天运》） 这都是认为儒家推崇的三代圣王之治，其实造成了天下的混乱，儒家墨家百家于是乎蜂起。在这里，庄子明确把儒墨两家作为当时诸子百家的代表，显示出儒墨两家在当时超过其他各家的社会文化影响。 又如：“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 这是说，儒墨两家他们都肯定对方所反对的观点，而反对对方所赞成的观点，由此说明儒墨的立场、观点都是对立的。庄子举出儒墨来论述是非的问题，也表示儒墨两家是当时辩论是非的主要思想派别。再如： 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庄子·徐无鬼》） 这里以儒、墨和杨朱、公孙龙四家为当时最有影响的辩士。杨朱在当时也颇有影响，故孟子提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庄子》中亦屡以“杨、墨”并称。又因为庄子在这里的辩论对手是惠施，所以把名家也列入其中。但儒墨仍列于杨秉之前，表示儒墨的影响更大。此外，《庄子》中还说：“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名若儒、墨而凶矣。”（《庄子·徐无鬼》）这是主张道家的圣人无名论，认为如果像儒墨那样有名，就是凶而不吉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墨的社会声名和影响是超过他家的。 《庄子》书中只显示出儒墨是当时主要的思想对立派别，但对儒家的思想主张载录较少，而且大都不是正面阐述的方式，如，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者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庄子·盗跖》）庄子在这里借他人之口，批评儒家所尊崇的圣王，认为他们的行为都根本背离了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同时又批评墨家兼爱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也将抹杀社会的伦理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这里不经意地提及了儒家的伦理主张，即疏戚有伦、贵贱有义、长幼有序、六位有别。事实上这是舜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伦理观念，亦即后世所谓五常。总的说来，《庄子》中的文献能够正面用来说明儒家的思想主张的不多，而庄子眼中和口中的儒家和孔子又往往被漫画化了。 在战国的儒家和墨家文献里，也都提到儒墨彼此的对立。孟子时代，已经自觉意识到墨家是儒家的主要论敌。如《孟子》书中载：“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孟子·滕文公下》）又如，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孟子·尽心下》） 孟子甚至与墨者曾面对面论辩：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孟子·滕文公上》） 有关儒墨对厚葬问题的辩论不再赘述，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墨者作为儒家的“他者”对儒道的理解。从《孟子》中的这个例子来看，在墨者夷之的理解中，儒者之道的主要内容是“若保赤子”，这的确是《尚书》的重要政治思想，并被儒家所继承。由此可见，这个时代的墨者所理解的儒者之道，其中之一，就是继承《尚书》的提法，主张若保赤子的政治思想。 如果说《庄子》中多寓言，而且对儒墨主张的刻画往往是漫画式的简略提及，那么《墨子》中的儒墨之辩，就要具体得多了。《墨子》中有关儒家的儒术、儒士、儒者等概念，广泛涉及了儒墨的辩论。 《墨子·非儒下》记述了若干儒者有关“礼”的规定和主张：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取妻，身迎，祗埗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 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墨子·非儒下》） 亲亲尊贤是战国前期儒家的重点，《五行》、《孟子》、《礼记》都有记载。至于三年之丧的丧礼、祭礼、婚礼以及儒家所维护的诸多礼仪，都遭到墨家的反对。 墨子主张非命，其所针对的即是儒者，认为儒者主张“有命说”： 有强执有命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下》） 孔子相信天命，但儒家的天命论并不是否认人的努力，墨家则把儒家的天命论等同于命定论，而加以批判。 最后来看《墨子》中两段对儒家的综合性批评，一段是：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墨子·非儒下》） 这是批评儒家重视礼乐、提倡久丧、主张有命、不事农工。另一段是： 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墨子·公孟》） 墨子在这里把儒之道概括为四：第一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第二厚葬久丧；第三弦歌鼓舞；第四以命为有。弦歌鼓舞即繁饰礼乐，这“四政”概括了墨家所反对的儒家的四项主张。其中天、鬼、命属于天道观的问题，丧葬歌舞属于礼乐文化的问题，儒墨的主要分歧就在这两个方面。《晏子春秋》记载孔子至齐，齐景公要封地给孔子，用孔子为政，晏婴反对。这件事也载于《墨子·非儒下》： 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豋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墨子·非儒下》） 《墨子》中此段和《晏子春秋》所载，文字基本相同，疑是《晏子春秋》移用《墨子》文而有所增改。这里的“晏子曰”对孔子的批评，“浩居而自顺”、“好乐而淫人”、“立命而怠事”、“宗丧循哀”、“机服勉容”，与上述墨子对儒道的批评是一致的。至于批评孔子重视礼、乐、仪、节，批评孔子博学、深思，则都是墨子小生产者功利思想的表现。 最后，我们来看《韩非子》中对儒的评论，与战国前期的文献一样，《韩非子》首先肯定儒墨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家：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 在韩非子眼中，儒墨两家有很多相同之处，如俱道尧舜，这是法家所反对的。 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韩非子·显学》） 韩非子批评儒墨皆以尧舜为法，是法先王的复古之学，是无用之学。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韩非子·五蠹》） 韩非子特别指出，儒墨两家的法先王，是称法先王的“兼爱天下，视民如父母”，这就反映了儒家和墨家的政治思想。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韩非子·显学》） 韩非子在这里也举出儒墨在丧葬问题上的不同主张，这应当是受墨家文献的影响。自然，《韩非子》中特别对儒家进行了评论，如： 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从下伤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弋。”又问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易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这是说，儒者在贵贱、上下、大小的关系中，注意维护贵者、上者、大者的地位，以维护贵对于贱、上对于下、大对于小的等级优先性为“义”。在这里韩非子显然片面截取了儒家维护上下贵贱秩序的一面，而掩盖了儒家对君主和在上者批评的一面。 总起来说，在战国各家涉及儒者的论述中，儒者的主张是：承认天命，而不重神鬼；重视社会伦理，而坚持人格；继承三代政治理想，爱民若保赤子；倡导孝亲厚葬，重视礼乐文化，尊重等级秩序。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对先秦“儒者”的了解，完全不必通过字源学的测度，先秦儒家和各家对“儒”的论述和评论才是了解先秦儒家的学说宗旨与文化形象的最直接的依据和素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