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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宗桂 在董仲舒庞大的思想体系中，其天人论、政治论、价值论、制度论、方法论等基本思想和理念，始终围绕一个中心而建构，这个中心，就是他的理想论。概括而言，董仲舒的理想论集中表现为天下一统的孤怀宏愿、中正和谐的执著追求、长治久安的战略构想。 天下一统的孤怀宏愿 董仲舒是著名的公羊学家，公羊学的基本价值追求，是阐发“春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并由此推动天下统一的社会实践。董仲舒全面地继承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公羊学关于天下一统的思想，为西汉统治的巩固统一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董仲舒充分利用《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理论，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张目。他对《公羊春秋·隐公元年》借“春王正月”而阐发的“大一统”思想作了发挥。他说：“《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春秋繁露·竹林》）。这是说，《春秋》遣文措辞是有规矩、有讲究的，之所以将“王”置于“春”之后、“正”之前，是为了昭明天意，使人君秉承天意行事，以王道（天道）端正（统率）万民，这样就具备王者的资格和风范了。董仲舒在应对武帝策问时，曾经表达过类似思想：“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董仲舒传》）。清代学者苏舆在其《春秋繁露义证》中认为，“置‘春’于‘王’上，亦《春秋》以天屈君之旨”，是有见地的。 董仲舒充分利用《公羊春秋》对“春王正月”语序的安排，就由此生发开的“大一统”理论借题发挥，为自己天下一统的孤怀宏愿作论证。他在《春秋繁露·奉本》中说：“《春秋》缘鲁以言王义”。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他先引用《公羊春秋》的事例：“《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据此，他提出在制度文化方面进行改革，以实现和巩固天下一统的局面。他说：“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他宣称，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都是受命而王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表现。因此，“《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便成为不可移易的规律。在对武帝策问时，他也大力倡导在制度文化方面顺天而变，根据“天意”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他称为“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汉书·董仲舒传》）。更化的主要内容是制度文教，因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而“《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同上）。董仲舒根据圣人（君王）法天而立道的原则，要求“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同上）。与此相应，他还力主兴太学、养士、求贤、以德化民，彻底纠正秦朝片面任用法家学说以霸道治国的偏向。此外，他在制度建设方面还具体提出并详细阐释了“三统三正”的理论。这些都是董仲舒根据天人理论提出的进行统一的思想理论或具体措施，以此从制度文化建设的层面入手，把包括君主在内的人的行为规范纳入制度轨道，从而有助于天下一统的伟大理想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为实现天下一统而作的努力，往往与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贯通，从培养合理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角度，去规划制度文化的建设，转而又用这种制度文化去影响、深化思想文化的建设。他在对武帝策问时，反复中论的德治、教化，特别是劝导武帝要“修饰”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便是明证。 在论证天下一统的必要性、神圣性和至上性的时候，董仲舒特别重视思想文化的建设。这方面的典型材料，是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他的宏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说，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要保持政治统一，不仅要实现制度统一，而且要实现思想统一，因而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全面意义的天下一统。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的天下一统，是彻底的、全面的一统，即不仅是版图一统、军事一统、政治一统、制度一统、思想一统，而且是天人一统。颜师古在董仲舒对策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句话下注曰：“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是很透彻的说明。 董仲舒对于思想文化的建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构建了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原则。站在今天的立场看，三纲五常作为传统社会的道德，诚然有其内在的弊端，特别是“三纲”，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很好地清理。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并客观地承认，三纲五常作为自有汉一代以迄晚清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精神的凝聚，曾产生过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所主张的这种“天下一统”本质上是“文化一统”。这种“文化一统”的价值根源在于他对“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秦亡汉兴以后，一个严整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文化价值系统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缺少安身立命之道，心灵无所安顿。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即文化统一。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正是“文化大一统”的思想，是社会思潮的集中反映，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