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治久安的战略构想 董仲舒作为有汉一代的大思想家，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高远目光和思维水平。他为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围绕如何实现长治久安这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和理论课题，提出了万世一统的守成理念，以及易人不易道的价值设定。  董仲舒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儒家思想的重要功能和显著特点之一，是重视守成。董仲舒万世一统的政治理想，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守成理念。董仲舒在政治舞台和思想文化舞台驰骋的时期，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施展抱负的时期。武帝以继承先帝极尊之位、至美之德自居，并千方百计地要使其“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他自称经常深思万事的统绪，希望找到“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以抓住治理国家的关键，使刘汉王朝千秋万世传下去。董仲舒根据武帝的要求，提出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构架、以教化为基本手法、以三纲五常的道德论为主体内容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首先提出要认识“道”的作用，确立人间正道的地位和价值。他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董仲舒传》）。由于能够抓住道这个治理国家的总纲，所以即使圣王去世，也不会影响王朝基业的稳固，仍然能够做到“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这中间，礼乐教化之功不可轻视。通过教化，首先使人认识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的儒家道理，进而懂得仁义、重视礼节、安处善道、遵循天理，成为“知命”的君子。 要确立正道、规范人心以维系统治，不能停留于空泛的原则上，而要努力建设一套具有操作性的价值体系；通过价值体系的构建，从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方面凝聚人心，以达守成的效果。董仲舒首先是援引阴阳五行入儒家思想体系，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他把阴阳作为宇宙万物的内在构成成分，通过贯通天地人的阴阳，连接自然、社会和人类，并且特别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相似、相类、相通、相感，从而铸造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铸造，为人间一切行为找到了形而上的外在根据，把封建统治的“人理”变成了“天理”，增强了其外在控制的力量。 在阴阳两分、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中，董仲舒吸纳法家思想于儒家道德体系之中，建立了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肇始于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则是先秦儒家伦理的正宗。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的形成，对于整合社会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对于宗法农业社会人们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行为规范和心灵归依。不仅如此，董仲舒还根据天道重阳轻阴、阳主阴次、阳表阴里的理论，论证了在统治手法上应该采用阳德阴刑的模式。阳为德、阴为刑，阳为主、阴为次，阳为表、阴为里，这是董仲舒在论证其天人感应理论体系时所作的规定。明君圣主以仁德治国，以刑罚为辅助手段，是荀子吸收法家思想后提出的“隆礼重法”思想的具体阐释。董仲舒继承了荀子在这方面的思想，并利用阴阳理论，进一步明确主次轻重，从而更加系统全面地为守护既成的秩序提供了具有强烈实践性的统治方略。 在价值取向上，董仲舒发挥孔孟精神，高扬道德理想的旗帜，提出了著名的“正谊明道”的义利观。他反对“诈力”，力倡仁义，不以成败论人，而以道义为尚。他说：“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强调道义高于功利，反对弃道谋利，明确宣示了在义利观方面的取舍态度。 董仲舒对于“正道”的提倡和建设还表现在对制度文化的创设方面。他积极提倡并参与文治政府的建设。他创议设太学，最终使汉政府“以文学礼义为官（《史记·儒林列传》），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初以来军人政府的性质，使察举和征辟成为汉代官吏选拔制度的基本内容。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的结合，成为此后中国制度文化的根本特征，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 董仲舒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提出的战略构想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易人不易道的价值设定。孟子关于“汤武革命”的观点，可以说是董仲舒易人不易道思想的前驱。战国时期，针对齐宣王认为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均是“臣弑其君”，孟子纠正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这里明确区分了弑和诛的含意，充分肯定商汤和周武王行为的正义性，从而在客观上为“以道事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事例。这种“以道事君”的思想，在董仲舒这里便转化为以“有道伐无道”为特征的“易人不易道”的价值追求。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运用其天人理论，肯定了汤武革命的正义性，进而提出了“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的论断。他首先指出：“事天与父，同礼也”，即是说，事奉上天和父亲其道理是一样的。根据董仲舒的“三纲”理论，父为子纲是不可怀疑与更改的定则，同理，天为人纲也是不可怀疑与更改的，子事父、人事天，在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方面是相同的。人要按天意行事，否则便会遭到挫折和失败。董仲舒并认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有德，能够安乐百姓，属于“有道”；反之，无德，贼害百姓，属于“无道”。“有道”是秉承天意办事，“无道”是违逆天意。天意要行“有道”而讨“无道”，“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之所以如此，道理简单而深刻：“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董仲舒把有道伐无道上升到“天理”的高度，突出了“道”的地位和价值，使“道”的价值高于君主甚至王朝的价值，“道”的存在高于君主甚至王朝的存在，这就在理论和逻辑上设定了道不可易、君主王朝可易的价值观，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提供了理论思路和价值标准。 董仲舒易人不易道的价值设定，还表现为把道规定为完美无缺。在对武帝的策问中，他明确地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失之也。”（《汉书·董仲舒传》）这是说，道是完满自足的、千秋万世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并不是道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背离了道的结果。这就更进一步突出了道的至上性和完美性，把任何具体的人、事、物置于道的价值之下。正因为千秋万世道都“无弊”，所以，任何君王在受命而王的时候，无论改变什么都可以，但绝对不能改变“道”：“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同上），而之所以如此，在于“道之大原出于天”。“道”既然来源于“天”，既然尽善尽美，而天意不可违背，结论必然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董仲舒便通过对于天的维护而实现了对道的弘扬。 其实，董仲舒万世一统的守成观念，其贯穿始终的精神准则便是那个完美无缺的道，而提出那个完美无缺的道及其价值和功能，则在于能够维护封建统治的万世一统。因此我们可以说，董仲舒万世一统的守成观念和易人不易道的价值设定，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说到底，他是要“兴仁义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同上）。 董仲舒围绕其长治久安的战略构想而阐发的上述思想，超越了一时、一人、一王朝的狭隘利益圈子，而着眼于整个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反映了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具有的敏锐眼光和深思熟虑，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相当的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