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郭齐勇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公共理性和法治建设不健全，因而理性和法治是首先要强调的，而讲人情则妨碍了法治社会的建设。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和思考。  齐宣王问政于孟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今天所谓德治、法治与古代有着很大区别。社会主义法治保障的是每一位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社会的管理者与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而在传统社会，治世者与被治者是不平等的。传统中华法系是伦理法，法制与道德观念、伦理价值相融合，如古代法律不允许以强凌弱，不允许不孝等。而现代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是分化的，不是混一的。虽然我们承认法律的本土资源非常丰富，可以作现代转化，今天我们也把诚信等道德价值渗入经济法中，但这里面也仍然与传统伦理法有很大不同。此外，在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两者的关系似乎应该倒过来，德治是法治的补充，整个社会架构和社会秩序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这是就治国的普遍、规范、效能与公平而言。德治不再像过去那样凌驾于法治之上，而是贯彻在法治之中。 但是另一方面，儒家德治的理想状况，清明的、良好的政治是靠贤人、有德行修养的人来维系、贯彻的，应当举贤任能，依靠他们去治理百姓，提升百姓，唤起良知，“化民成俗”，“淳风俗，正人心”。这在现在依然有它的价值。在古代，治理社会有两种方略，一是“德”，二是“刑”，所谓“德主刑辅”，就是道德精神是法制的根本理念，同时把道德教化放在强力控制之上。这比法家主张的仅仅靠刑赏二柄，靠利益去驱动百姓，显然有更多的人文内涵。德性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的根本在于生命内在的精神感召。“为仁由己”，道德是内在性的。道德自由是最高的自由，因为那是自己给自己下命令。一个人遇事当行还是不当行，当止还是不当止，根本上取决于内在自我的命令。内在德性向外展开，却能够有客观的效应，那就是“外王”事功。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离不开道德社群、道德氛围，更离不开道德自我的挺立。无论是从制度的层面看，还是从文化与社会风俗的层面看，离开德治的法治是不可能成功的，只会加深社会内部的信任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 此外，官治、吏治不清是历朝历代忌讳的大问题，它会造成社会不公，大面积的价值失范，伤害活的道德资源，甚至引发动乱。今天的治官治吏当然必须且主要靠法治、靠制度保障，但以德治国，让干部的行政实践充满人文关怀，也不可忽视，首先他们应当有修养，做到道德自律。传统社会的行政任贤制、教育精英制虽有不少弊病，但仍有其合理因素，其重视礼乐文化，主张以礼律身，以乐乐心，仍有现代意义。礼乐文化的重心不在惩人于事后，而是防患于未然。建议对国民，首先是干部，推行最低度（底线）伦理、工作伦理的学习与实践。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尤其应如此。儒家的人格理想和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还有巨大的生命力，很多价值可以继续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现代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公德教育要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从娃娃抓起，家长与教师的身教胜于言教。自然生态、治安与人文环境是每个人在其中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特别是一代代孩子与青年成长的环境。如果不重视人文方面的调理，仁义礼智信等五常生存的空气稀薄，人的心灵或精神会简化为单面的经济人和法律人。人与人之间没有关爱，也是社会治理上的失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