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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行合一 儒家实践智慧的一个特色是关注实践主体。因此从儒家的立场，广义理解的实践智慧应当包含修身的向度，重视德性的修养是儒家德性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一个根本不同。这种立场包含着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解，从而实践的智慧不仅仅是做事恰当合宜的智慧，是面对人生整体的智慧。此外，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只说了理性对行为的具体的指导，而真正的生活实践需要处理知—行的关系。因为实践智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要把“德性所知”与具体境遇连接一起而成为完整的行动，把价值承诺落实在行动上。在儒家来看，不仅是德性所知，经典世界中的一切叙述若要通向现实世界，必须由实践来完成，实践的智慧必须化为实践的行动。实践智慧作为“知”本身就要求把自己展开为“行”。 在儒家思想中，“实践”本身就常常意味着道德修身的践行活动。《中庸》提出了“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其中就包括了“笃行”，这也是《中庸》实践智慧的重要方面。《中庸》中显示出，作者认为“中庸”与知（智）关联较多，智既是道德德性，也是实践智慧。而实践智慧必须包括对已知美德的践行、实行。 宋代以后儒学中的“实践”概念广为运用，而实践和躬行连用甚多。后世的历史编纂学家认为，北宋新儒家以“实践之学”为宗旨，南宋儒学的特征被称为“默然实践”，朱子哲学被概括为“其学以求诚为本，躬行实践为事”，这些历史编纂学家认为宋明理学就是“以实践为宗旨”，理学家强调“圣贤所重在实践”，“穷理以致知，反躬以实践”，成为理学对实践重视的明证。  梁漱溟（资料图 图源网络） 现代新儒家哲学家梁漱溟尤以“实践”针对理智智慧，在他看来，认识真理的方式有四种，即科技、哲学、文艺、和修养，修养即修持涵养。他说：“孔子与实践中自有思考在内，亦自有哲学在内，但只为生活实践的副产物，最好不从思想理论来看待之。为学生讲论时当指示各自反躬体认实践，默而识之。”他认为：“把儒家孔孟切己修养之学当作哲学空谈来讲而不去实践，真乃一大嘲弄。”“儒家之为学也，要在亲切体认人类生命之极高可能性而精思力践之，以求践形尽性”。“儒家期于成己，亦以成物，亦即后世俗语所谓做人。”所以，他所了解的哲学的实践便是“反躬内向”。这也涉及儒家对哲学的理解。按照梁漱溟的理解，哲学并非如西洋古代所说的爱智，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是一种强调修身和变化、提高自己生命的实践智慧。他认为“古书中被看做哲学的那些说话，正是古人从其反躬内向的一种实践活动而来。”所以他又说，儒家的哲学可称为人生实践之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哲学必须是一种自我的实践和活动，强调儒家哲学作为人生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指出：“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辩的工夫，则学问思辩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若谓学问思辩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辩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辩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是指向行动的慎思明辨，而王阳明所说的“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意思与之相近；其所说的“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既是强调实践智慧是对行动的明觉精察，也同时强调实践智慧作为知必须和行结合一起。 在古代中国思想中，孔子以前都使用“德行”的观念，有时简称为德。古代“德行”的观念不区分内在和外在，笼统地兼指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重点在道德行为。其实，早期儒家便在德的问题上与亚里士多德有差别，即，虽然孟子集中关注“德性”的问题，但孔子和其他早期儒家重视“德行”的观念，主张德行合一，知行合一，而不主张把德仅仅看做内在的品质，强调要同时注重外在的行为，可见儒家的实践智慧必须强调践行的意义。同时智不是仅仅作选择，作判断，或进行推理，知必须关注行、联结到行、落实到行。如果知而不行，那不是意志的（软弱）问题，而是实践智慧本身发展的不够，扩充的不够，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实践智慧“真知”。 如前所说“致知”即是扩充实践智慧，明代的王阳明指出智或知应当是良知，而良知必须知行合一。因此，在儒家的立场上，实践智慧是伦理德性，也是道德知识，故实践智慧必须包含着知行合一的方面。这和现代哲学的海德格尔有些类似。海德格尔以实践智慧为良知，以召唤自己实际的生存作出决断，以回到本真的生存。因此儒学对哲学的理解，不是关注超感性领域，更不重视理论构造、抽象推理和逻辑演绎，儒家的哲学观显然不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理论化态度”，儒家强调的是在生命世界中的生命体验、生命实践，而这个生命实践是以人和道德实践为中心的。 四、成物之道 最后略谈一下儒家实践智慧思想中的成物之道。自孔子以来，儒家的实践智慧强调以道德为基础而不脱离道德德性，然而，由于前孔子时代产生的《周易》是儒家尊奉的经典，于是，在儒家尽力把对周易的诠释向德行方面转化的同时，《周易》自身带有的吉凶意识和世俗智慧也影响到儒家的智慧思想，从而使得儒家的实践智慧也一直包含了这个涉及做事的“成物”部分。 在古希腊乃至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思想中，包含了工具性的审慎计度，在后来的伦理思想史上，也可以看到把审慎、精明等作为重要德性的思想，注重做事的成功之道、聪明和机巧。其实在古希腊如伊索克拉底的思想中明智就是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行动能力，反映了实践智慧的日常性、世俗性一面。这与实践智慧是针对具体事物的特性有关，古希腊的明智是实现具体目的的手段的一种智性能力，也是把握实践情境具体尺度的智慧。  孟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说道，“甚至人们善于计较以得到某种益处，我们也称之为一种明智”，“总的说来，一个明智的人就是一个善于考虑的人”，“明智是善于照顾自己”。他甚至还表达出这样的思想，即明智是有经验“怎么照料自己的生活”，他说“顾自己是明智的一类”，“明智不等于聪明，但却包含着聪明”。这些地方提到的明智也就是实践智慧。孟子论智时提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离娄》下）。可见孟子认为明智不能是聪明谋划，他甚至吸收道家思想以反对这种聪明谋划。 与古希腊传统的世俗性实践智慧相比，除了孟子以外，儒家思想中也包含类似的方面。对于儒家来说，这一类的实践智慧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周易的变化智慧，一个是中庸的节度智慧，一个是世俗的成功之道（也就是韦伯所说的非伦理的世俗智慧）。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成物之道。限于篇幅，这里只就《周易》系统的实践智慧略谈一点。 就儒家智德的广义内涵而言，其重要内容是明辨是非，不受迷惑；而其另外的内容则包括识利害、通变化、正确决断、趋利避害、求得成功。这些内容主要是由《周易》系统所带来的。《周易》的基本思想是吉凶利害，而非德性修身，但关注吉凶利害是人的实践领域所需要的，故儒家也予以重视。这一类是“非道德”的实践智慧，而“非道德”（non－moral）不是“反道德”（immoral），故这种道德中立的实用理性在中国文化中也受到道家等各家的推重，反映了中国的智慧的重要方面。在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不是道德德性，只是一种非道德的理智状态，实践智慧针对人的幸福，这些都与《周易》对吉凶智慧的追求相通，故可以说《周易》的智慧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但《周易》有两个层面，卜筮的操作针对具体事项，而《周易》的通变智慧并不针对具体的事项，这是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 如《周易》系辞传说：“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周易》追求的是在变化中“吉无不利”。吉凶亦即是祸福，知祸福就是明智。贾谊说：“深知祸福谓之智，反智为愚。极见兆察谓之慧，反慧为童。”（《新书》之道术）。董仲舒说：“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如是者谓之智。”（《春秋繁露》之必仁且智）而总体上说，经过十翼的发挥诠释，在儒家思想中，《周易》的智慧已主要不是处理个别具体事务的成败利害吉凶，而是着眼在掌握和理解重大的变化之道，以开物成务，如《系辞传》所说“知变化之道者其为神之所为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 总之，从现代哲学的讨论所针对的问题如技术理性的统治而言，儒家的实践智慧比起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有其特色，也有其优越之处，即毫不犹豫地强调道德的善是人类实践的根本目标，重视人的精神修养和工夫实践。当然，儒学的实践智慧虽然重视向内的工夫，但不离事事物物，且能发为积极的社会政治态度与实践，促进社会改造和政治改良。然而，这就是《大学》八条目中“治国平天下”的范围了，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广义上也包括政治学一样，这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作者惠寄。原载于《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