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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中国文化书院、《儒藏》、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 所谓立功就是“功济于时”。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十几年的学术发展史来看，汤一介先生所进行的工作以“功济于时”来评断毫不为过。北京大学的李中华教授与汤一介先生共事多年，是汤先生许多学术组织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说过：汤一介先生组织能力极强，他善于团结、整合力量。（《汤一介传》，185页）。这是学术界的共识，1984年，汤一介先生在王守常、李中华等先生的协助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通过举办讲习班的方式，使梁漱溟、冯友兰等一大批宿儒重登讲台。而李泽厚、方立天、庞朴等先生，也借助这个平台，展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中国文化书院编辑出版了许多著作，采取的都是兼收并蓄的态度。  汤一介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当然，汤一介先生最为人了解的是他2003年开始组织编撰的《儒藏》。按照汤一介先生谦虚的说法，他当时已经年逾七十，进行系统哲学思考的最好的年华已过去，那么就利用他的学术见识和组织能力来进行大型的文献整理工作。中国历史上，有过佛教和道教的文献集成工作，儒家的著作则没有，他的倡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汤一介先生亦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儒藏》编撰和研究中心”。但是因为工作量巨大，要凝聚全国甚至世界的400多位学者，最初还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汤一介先生一方面是精心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筹集民间资金。2014年，《儒藏》100册出版，可以说，这个宏大的工程是汤一介先生以生命的力量来推动的。 2010年，汤一介先生创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汤一介先生构想中的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儒学研究院的开放性并不局限于北京大学校内，而且还会扩大到全国甚至世界，汤一介先生办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有五句话：“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立言：从真善美到新轴心时代的文化思考 汤一介先生说过，他真正从事中国哲学和思想研究是53岁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他最好的岁月被无数的政治运动所消磨。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但是，汤一介先生始终坚持不懈和乐此不疲的事是思考。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2014年7月，在《汤一介集》出版座谈会上，他总结了自己的思考历程。他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的真善美问题。汤一介先生认为，应该有一种新的角度，即从真善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哲学问题，即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和情景合一这三者的统一。第二个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问题。针对许多人认为西方文化是超越性文化，而中国文化则具有内在超越的特性的提法，汤先生提出了普遍和谐的问题。  习总书记与汤一介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先生关心的是文明冲突问题，触发点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他指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就成为一个混乱的世界，就成为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所以我们怎么看世界？就是要看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存？ 进入21新世纪后，汤一介先生更多地关注哲学理论问题。延续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思考，构想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即中国思想的叙述和建构的问题。再有一个是儒学与普遍价值的问题，汤一介先生从文化共存的思路出发，认为应该挖掘不同文化间的普遍价值意义，不应该只承认西方哲学有普世价值，而不承认各个民族文化间都有它的普世价值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把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就是普世价值在各种文化中间都有它的因素。 2014年，习近平同志专门探望汤一介先生，在谈话中，关心了《儒藏》编撰问题，肯定汤一介先生为中华优秀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个评价对于汤一介先生来说是实至名归的。汤一介先生的思考，并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应该将他的思考视为可以站立的肩膀，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