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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重视人，先秦儒家对于动植物的怜悯，实际上是从人自身出发的，因而并不能阻止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对自然肆意破坏。宋代理学家出入佛老，发展了先秦儒学，尤其是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把儒学推向了新的高度；儒家的生态思想也从早期单纯的对于动植物的怜悯，逐渐发展到完善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其一，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来源和本性。张载讲“民胞物与”，认为民为同胞，物为同辈；二程讲“理一分殊”，以为天下万事万物终归于“天理”。朱熹则说：“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其所资以为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为性者，皆天地之帅也。”以为人与物并生于天地之间，人之体与物之体都是由天地之间的“气”所构成，而人与物之性，即是“理”或者“天命”。既然人与物的形体及“性”都源自于共同的天，所以，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来源和本性，在根本上是平等的。 其二，自然万物有自己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规律。在朱熹看来，人与物虽有共同的来源和本性，但是，由于人与物的“气”的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乃至物与物之间存在着差异，因而各有不同的“道”，即人有人的生存方式、物有物的存在方式。因此，人与自然万物相处，必须依照它们各自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规律，而不是依据人的主观想象，更不是违背自然万物各自的存在方式和规律，以至于造成对于自然的破坏。  自然生态（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其三，在与自然万物的相处中，人处于主导地位，但必须尊重自然。在朱熹看来，人与物的最大差别在于人是万物之灵。但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并不是可以任意宰割万物，掠夺自然，破坏自然。朱熹说：“人为万物之灵，自是与物异，若迷其灵而昏之，则与禽兽何别？”人如果将自己视为高于万物而任意宰割万物，就会将自己等同于禽兽。也就是说，在与自然万物的相处中，人处于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不仅对自己，而且对自然万物都负有责任，必须给予同样的对待、同样的关心、同样的尊重。 其四，尊重自然，就是要认识自然，并按照自然规律对待自然、顺应自然。朱熹在讨论《中庸》所谓“能尽物之性”时说：“‘能尽物之性’，如鸟兽草木有多少般样，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尽物之性”就是根据物的不同的本性，合理地加以处置，使之各顺其性，各得其宜，而不是依据人的主观想象。朱熹认为，对于自然万物，必须根据其不同特性而给予不同的对待，应当“全其性、遂其宜”。要使万物各得其所，就必须“因其性而导之”、“取之以时，用之有节”；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先要“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知得万物之性。 其五，在与自然的相处中，人处于主导地位，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在于人。这就是《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要真诚、合理地对待自然，克服因人的私欲而造成对自然的破坏。 其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最高的目标。《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要求通过提高人的道德素质，达到自然的和谐。《中庸》又讲“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要求通过辅助自然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这是儒家所要达到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朱熹《中庸章句》对此所作的诠释，则进一步反映了儒家这种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一贯而持续的追求。 显然，这是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出发，要求尊重自然，而不是从人欲之私出发；是从对自然的认知出发，要求在把握自然之理的基础上，合理地对待自然，而不是从人的主观愿望出发。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辅助自然，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而不在于为了人的利益干扰、改变和改造自然。从生态的角度看，这不是单纯的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一种通过人与自然的互补与协调而达到和谐的生态观，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