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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时代的国学》 文/龚鹏程 一、国学的来历 （一）源于日本 国学运动，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二十年来，不断会听到“国学”这个词以及各种类型的国学活动，很多人且把它当成跟生命有关的事来推推动。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国学”这个词恰恰就不是国学，因为国学这个词自古皆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如国子监。像庐山的白鹿洞，在南唐时期，原是南唐国学，也叫庐山国学；后来朱熹才将它建成书院。 近代所说的国学，则指我们国家的学问。不论这学问的内涵怎么认定，总之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而这个语词是怎么来的？哈哈，它是日本创造的！ 日本有很多用汉字组合成的新词。如古代并没有“政治”这个词，只说政或治。日本人把两个字拼成一个新词，叫作政治，指政府管理、人民权利等方面的事。有关钱的部分，日本又造了一个词，叫作经济。这也不是中国的。古代“经济”指经世致用、经世济民。可是现在我们现在说的经济却都是跟钱有关的事，如财务、金融、收支、税务等。还有社会。社是宗社、里社；会是指各种商会或帮会。但日本人把两个字组合成了用以指总体社会的新词。  国学（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国学呢？这词在日本其实也挺复杂。河野省三《国学的研究》（1932）认为它在元禄至享保年间，已由神道家倡导，国学即指神道。大宝令中诸国学校也提倡过国学，镰仓时代还有将有职之事称为国学的例子，但均与今日所指不同。今指由荷田春满提倡、贺茂真渊继承、本居宣长集大成、平田笃胤扩张的国学。对此，宣长在《初山踏》中也说：“此学问始于近世，契冲法师仅于歌书而开此道。此人应言此学之开山鼻祖。其后有称羽仓大人荷田东麻吕宿祢者，不仅歌书，遍涉古书而立此趣。于是吾师县居大人受羽仓大人之教，下东国于江户盛倡此学，世中遂之广矣”（全集卷一）。这个意义上的国学，在荷田春满的《创学校启》中已很明确了：“国家之学废坠，存十一于千百，悲哉先儒之无识，无一人及皇国之学，国学之不讲，实六百年矣。” 除此之外，许多人也把近世用文献学方法研究日本古典学问的学者统称为国学者。如野村八良在《国学全史》中即认为古代文献的研究是国学的主要内容，国民固有精神的探究、尊重国体、排斥汉意，即是国学的精神。江户时代以国学为名的书已很多，如荻生徂徕《徂徕先生国学问答书》、藤贞干《国学备忘》、樋原久民《国学弁解》（1805）、吉见幸和《国学弁疑》（1746）、僧立纲《国学弁翼》、森长见《国学忘见》（1783）、中条信礼《国学本义》（1844）等。 在清朝末年随著政治社会经济等词汇一齐引进国内来的“国学”一词则没那么复杂。当时引进的机缘是什么呢？是梁启超他们在国内进行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亡命到日本去以后发现的。 他发现日本明治维新跟我们原先理解的不太一样。 各位知道，百日维新就是学明治维新的，连名字都一样。当时我们的理解是：日本打开门户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向西方学习，之后脱胎换骨。故才能以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把我们打败了。国人痛定思痛，师夷长技以制夷，心想既然日本是向西方学习而脱胎换骨的；那我们也要维新，传统祖宗留下来的成法，我们都得改变了。所以我们观念中的明治维新，是个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过程。 但梁启超他们到日本去以后，却发现在明治维新的同时，产生了另一个运动：国学运动。因为在学西方的同时，日本人就发现不能够只学西方而把我们自己的传统给丢了，传统中还是有很好的部分。所以这就产生了国学运动与国粹主义。国粹这个词也是日本当时创的。 无独有偶，革命党人也在日本活动。也同样注意到了日本这个现象，所以像黄节、章太炎这一批人，一方面向国内介绍，一方面也模仿日本的国学运动，开始提倡我们的国学。 如章先生于苏报案发生以后，亡命日本，就开始办国学讲习。鲁迅兄弟当时就是在日本听章先生讲国学的。这些人还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那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学刊物与团体。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主要的论述都发表在《国粹学报》上。此外他们还把许多传统的古籍重印出来。 （二）向日本学什么 换言之，国学一词跟国学运动的内容，都是受日本启发而从日本传回国内的，这即是它的起源。 日本人讲其国学国粹，我们也来讲我们自己的。看来简单，实则当我们要讲自己的国粹时，就发现我们其实并不会讲。这时，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直接学习日本人怎么解说中国文化。 所以国学运动第一个含义，是指我们要像日本人发扬他们的国学那样去发扬我们自己的国学，第二是学日本人怎么说怎么解说中国文化，学习他们的方法。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大学里都有中国通史这样的课程。但自古以来有《中国通史》这样的书吗？没有的。《史记》固然是通史，但只记到汉武帝。《史记》之后勉强可称通史类的东西，只有《资治通鉴》。但《资治通鉴》只是编年史。我们并没有一本书或者一门课程叫作中国通史。《中国通史》这样的书和这样的课程，是在废科举、立学堂之后，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开设的。但是设置这样的课程之后，我们的老师根本不会教。因为我们可以讲讲清史，可以讲元史，可以讲唐史，可以讲史记，讲通鉴，或者我可以泛说中国的史学，但是中国通史到底该怎么讲呢？这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参考日本所编的各种《中国史》来编写自己的教材。 当时像夏曾佑（当时诗坛维新三杰，夏曾佑、梁启超，蒋智由）就跟商务印书馆配合编了中国第一本《中国通史》。同样的，文学史也一样。 当时我们废科举立学堂。很多人都说这是学西方，其实不是。大家都说我们学美国，其实人家美国可没有教育部，我们教育部多厉害呀！这怎么会是学西方呢？如果真学美国，那就该把教育部废掉，对不对？可是我们一直有教育部，大学中学小学也一直有章程在管著。这些章程怎么来的？就是从日本抄来的。当时认为西方跟中国文化社会差距很大，学西方旷日费时，且还有水土服不服的疑虑；故与其学西方，不如直接学日本。因为日本是根据东方民族的特点和文化的肌理，把西方消化了的。所以清朝发布的两次的学制都是直接把日本的章程拿过来，改换几个字而已。 大框架如此，细节则如要讲文学史时怎么办呢？中国自古也没有文学史，没这样的书、没这样的课程。可是大学里要开文学史课，所以《奏定大学堂章程》直接告诉你：“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撰讲授”。 我们第一本文学史。现在有个双包案，北大说是原来京师大学堂林传甲编了《中国文学史》；但苏州大学，也就是东吴大学，亦发现一本黄人（黄摩西）讲义。因为东吴大学是个教会大学，所以黄人那本是直接沿用西方人讲西方史的方法，上古、中古、近代地来讲中国文学史。 北大这一本呢，开卷即说：“传甲斯编，将仿日本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之意，已成书焉”。不过因日本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人有很大差别。在日本人编的文学史里，小说、戏剧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传统中国观念，小说戏剧根本是小道。因此他勉强做些调整。但从这个例子就能看出当时我们要怎么开课、怎么样说自己文化，很多都是学习日本的。 还有一些，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课题。譬如后来喧腾一时、影响很大的国民性研究也是由日本来的。 这是第二部分，非常值得留意。 第三部分：更有趣的是，我们当时学西方，也常是通过日本，以日本为中介。像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他们对于西方的理解，都是在日本学的。鲁迅的西学、他选译的著作，也是在日本时了解的。其中唯一一部美术史译作，亦是日人板桓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后又编了日本白描画家的《簬谷虹儿画选》。他弟弟周作人的学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后来很少被讨论的希腊学，亦是在日本习得的。后来马克思学说的引入，以及将该学说应用在中国历史的解释上，也是通过日本，不是直接从西方传进来的。像郭沫若用马克思学说来解释甲骨金文、处理中国上古史阶段问题就是。 当时从日本得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三个面向。一是从日本学如何发扬中国传统国粹。第二，传统国粹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大量仰仗日本人做的中国研究、对中国文化的解说。甚至于模仿日本的解说方式、解说的内容跟选材，著作的体例、论述的方法等也都是从日本得到的引导。然后我们又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像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大概都转手于日本。为什么？因为日本在这时，已经成功的发展出“东洋学”。 各位，我们现在老是把中国文化当成是东方文化的主流，之后跟西方文化做对比，总感觉我东方你西方，理所当然。其实西方人讲到东方时，主要不是讲中国。西方自古以来就有东方西方的对比，不是在现代才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就有了。古希腊人自认为是西方，对手是东方，那么东方是谁呢？就是波斯、埃及。这些才是西方文化之中最早被认定的东方文化。 当然后来这个东方的含义逐渐扩大。在拿破仑时代，东方学主要是研究埃及。后来研究波斯，现在的伊拉克；研究阿拉伯，所谓的的近东、中东；慢慢才扩及远东，就是印度、中国、日本这些地区。从西方的概念来讲，东方当然逐渐扩大，但他所指的东方文化一定不是以中国文化为典型的。如前一阵子萨伊德讲的东方主义，我们中国人也常拿来讲，跟西方来做对比，讲得热闹极了。可是人家讲的东方主义、东西冲突，主要是指欧洲基督教文明跟东方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而不是谈中国文化这个所谓的东方。 既然如此，现代我们这种东方概念是怎么来的呢？这是日本人成功的构造了一个“东洋学”的学术模型所致。 东洋，指以中国、日本为核心，旁及印的这个东洋学，内含东洋史学、东洋哲学、东洋美术等等，东方美术和西方美术相对、东洋哲学与西洋哲学相对。日本以这个方式，把他们自己跟中国当成是东洋的核心；并长期在这个东方学的架构下，办了很多事。也就是受这样的影响，才使得我们的视角产生一些变化。 例如各位都知道我们有一部最重的工具书，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我们做学问的津梁。但《四库提要》是乾隆年间编的。乾隆以后，我们还有很多书没收进《四库》。在日本人占领中国北方时，成立了一个东方文化事务的总委员会，由他们出面组织中日学者编了一套《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规模远大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的书目多达三万四千多种，相关的文字和词条加起来大概有两千万字，规模极大。 据当时《交稿记录》，参与者有班书阁、冯承钧、傅惜华、傅振伦、高观如、韩承铎、瞿兑之、鹿辉世、伦明、罗福颐、茅乃文、沈兆奎、孙光圻、孙海波、孙人和、吴燕绍、夏仁虎、夏孙桐、谢兴尧、许道龄、叶启勋、余宝龄、张伯英、张寿林、赵录绰、赵万里等，可谓一时俊彦。其中个别作者的部分篇目也曾发表或出版，如吴承仕《检斋读书提要》；黄寿祺《易学群书评议》；赵万里《明人文集提要》；胡玉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续四库提要三种》；孙楷第《跋明孟称舜编柳枝集》《跋曲品》《跋新传奇品》《跋警富新书》等。 我上周在福州，参加林琴南国际研讨会。陈平原先生的报告中有个部份非常有趣。他说，很多人觉得桐城派的一些学者，后来都离开了北大，是因跟文选派的章太炎等人有关，因为蔡元培引进了大量浙江同乡到了北大，鼓吹新文化运动，所以林琴南在北大待不住。其实林琴南离开北大是在五四运动之前，与五四时的争端没关系。不过大家似乎有这个印象，认为可能是因为乡土因素，或者是学派因素。他特别去查了一下，发现在北大中文系，要站得住，最主要的是需要学术资历。像林纾这样没有什么学术资历，是留不住的。那么，什么学术资历管用呢？当时在北大中文系，基本上是留日的。如章太炎、黄侃、刘师培，这些人都是留日的，对不对？包括陈独秀，还造了一个假文凭，说他当过日本大学的教授哩！ 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国跟日本的关系越来越恶劣，所以我们不喜欢谈这些，也常予忽略。但是，早期日本对我们的国学发展，其实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部份，就是国学名称的来历与国学运动的起源。  龚鹏程教授（资料图 图源网络） 龚鹏程小传： 龚鹏程，字云起，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精通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顶级学者和著名思想家，常以孔子自比、自励。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自幼才华横溢，而且精通武术、书法，深广的学力贯通古今、融会中西，人称当今天下“第一才子”，每年著述约一百万字。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已有七十余种，主编著作不计其数。近期在大陆出版著作约三十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