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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儒家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理性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直到今天都有着鲜明的科学性。  荀子 “天人相分”的理性思维 在荀子的学术思想中，能高孔孟一筹的，首推“天人相分”的天道观。《荀子·天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直到汉代，大儒董仲舒还高扬“天人感应”的旗帜，且导引为时代文化的主潮。荀子面对当时一统天下的“天人合一”观，石破天惊地提出“天人相分”，这是由其朴素唯物主义理性思维所决定的。面对特殊的“天象”，他作出了这样的理性阐释：“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故星坠、木鸣、日蚀、月晕、怪星之类，是种种罕见的自然现象，和社会治乱是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对这样一些自然现象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其抱有不祥的恐惧感，是大可不必的。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各行其道，方为真道。不仅如此，荀子还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认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制服一些自然灾害的。当然，荀子的高论，首先和当时“百家争鸣”宽松的学术气氛有关；另外，荀子能高出孔孟一筹的是：他具有一定叛逆性的“逆向思维”，包括“性恶论”也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故，荀子是最早具有“理性天道观”的哲人，“天人相分”——《荀子》中最具科学表征的理念之一。 “隆礼重法”的整体思维 先秦诸子中，儒家礼治与法家法制，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尖锐对立的治国理念。儒家强调“隆礼”，斥“法家”为“无教化，去仁爱”；而法家强调“重法”，斥儒家为“以文乱法”，不通世务之腐儒。二者各执一端，自以为是。而荀子却例外，在《解蔽篇》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即：人之大患，在囿于一己之见，而不通达于大理。故，他批评慎子是“蔽于法而不知贤”，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而荀子却主张通识事物的“大理”，也即“合二而一”的整体思维。所以他主张治国安邦，要“隆礼重法”并举，也就是说，礼教与法制，是一个政体有效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就有点接近当代精神文明与法制建设的两个方面。在《强国篇》中云：“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在《君道篇》中云：“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礼教与法制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演绎为《荀子》中的一种整体思维模式：如“定法度，制礼乐”、“起礼仪，制法度”、“明礼仪，起法正”、“礼者法之大分”等。荀子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为何能独标一帜，提出“隆礼重法”这样先进的治国理念，完全取决于其科学的整体思维。荀子的确是一个融通诸家的“鸿儒”，他的视野很开阔，不会囿于一孔之见，一得之识，能够顾及到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所以就有“非十二子”的气度，就连子思、孟子都在非议之列，可见他那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而这种俯视诸子、胆敢独造的学术勇气，就来自那宏观把握、有机协调的整体思维。“隆礼重法”正是这种科学思维孕育出的杰出范本。 “善假于物”的格致思维 荀子之文，已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的专题论文，这在文体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荀子散文连类比喻，形象宏富，借物寓意，博大精深。荀子为何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就取决于其“善假于物”的“格致”思维，即格物致知的科学思维。如他的压卷之作《劝学篇》，取譬设喻，铺排描述，几乎占了全篇的一半，真可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如：在论述“学不可以已”时，一口气运用了：青、蓝、冰、水、木、绳、轮、规、金、励、山、天、溪、地十多种物象，且通过“格物”而获得了有关以上“物理”的真知。最为人称道的是如下精彩铺排：“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此为《荀子》中历来最为人称道的“经典语段”，博物精理，气势磅礴，颇具说服力，可以说是“格致”科学思维最精彩的体现。且作者认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即：君子的生性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不过就是善于凭借事物罢了；即从丰富多彩的客观事物本身，通过感悟、思考而获得启迪，以内化为自己的生存智慧，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这实际上就是“格物致知”科学思维的妙用。故，荀子的知识储存与思想积累，完全是日常生活中观察、思考的结果；生活学习化，学习生活化；万物皆蕴理，格致方得之；这恐怕就是荀子获得生存智慧的有效方法与不竭资源。哲人与凡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善假于物”。 敢非“前贤”的批判精神 没有质疑和批判，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荀子生当战国后期，各种学术流派五光十色、异彩纷呈；要想亮出“独特的自己”，就要敢于站在前贤的肩头，品评前贤，超越前贤。而荀子就是这样一位胆识俱佳的哲人，敢于非议和超越前贤。如《非十二子篇》，他不但非议了墨家、道家、刑名之学，而且胆敢非议子思与孟子，斥之为“闻见杂博”、“僻违无类”、“幽隐无说”、“闭约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一言以蔽之：子思和孟子还不是“纯儒”，驳杂幽僻，无说无解。当然，荀子之论也不尽然确当，也有待商榷之处；但这种敢于非议前贤的批判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是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批判精神，科学就不能发展，人类文明就不能提升。荀子不是在故意标新立异，荀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如《不苟篇》所云：“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这里的“当”就是“恰当、适当”之意，也就是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他非十二子的主旨，就是因为其“学理”有不当之处，包括子思、孟子；且荀子认为“言而当，知也”。这个“当”就是要经得起实践与历史的检验。《荀子》中富有批判精神的篇章，还有《非相篇》，置于当代视野之下，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云：“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并特别强调：人的吉凶祸福与相貌无关，周公、孔子均其貌不扬，丝毫不影响其成为“圣人”，夏桀、商纣均仪表堂堂，也丝毫不会改变其“暴君”形象；人相貌的长短、小大、美丑，与命运无关，相人术就是骗人术。看来，两千多年前荀子的科学素质，不知比那些痴迷“相人术”的今人，要高出多少倍。 荀子被称为先秦最后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韩非子、李斯都是其得意门生，荀子在诸子中为何能独树一帜，且成为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与其学术思想中鲜明的“科学表征”是分不开的。 (责任编辑：admin) |